基于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六阶段（CMIP6）全球气候模式在SSP1-1.9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模拟结果，预估了全球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达到1.5℃温升（P1阶段）后继续增暖然后再次返回（过冲）到1.5℃温升时的（P2阶段）全球气温、降水及极端气候指数的可能变化，并且分析其预估不确定性。结果表明：P1和P2两阶段间气温、降水及极端气候的多模式一致的差异在全球各分区广泛出现，且区域性和局地性特征明显。各指标表征的多模式一致的极端温度变化普遍接近或者超过全球陆地面积的15%。极端低温的P1和P2两阶段差异的空间分布与冬季平均气温差异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相似度，极端高温变化的分布则更凸显局地性。全球范围内低温和高温多模式一致增加的面积都高于其减少的面积，预计欧亚大陆中高纬的西部、北美洲、中国东北等区域的低温风险以及青藏高原、中国东部、南亚、东非、北美洲、南极洲等区域的高温风险会升高。各指标表征的多模式一致的极端降水变化普遍超过全球陆地面积的20%，其中增加与减少的面积接近。强降水差异的分布特征与年降水的有部分相似，一致增多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南亚、东南亚、南美洲东部和西南端、北美、澳洲和中东欧的部分地区等，一致减少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到东北、青藏高原南麓、非洲南部、南美洲北部和澳洲北部等。连续干旱日数在多数区域表现为增多，集中且连续地分布在中亚、南亚、青藏高原、俄罗斯中北部、非洲撒哈拉以北和中部、澳洲中部、南极洲部分地区等。这些都表明即使全球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立即开始减少碳排放，但由于各个区域气候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有明显差异，温升过冲后部分区域的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并未及时回退到过冲前的水平，需警惕区域和局地尺度气象灾害及其影响的增加。

近年来，各种证据表明我国西北地区降水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未来变暖背景下，西北地区降水如何变化，成为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文中采用了两种基于物理关系的约束（优选）方法，即涌现约束和帕累托最优集合方案，选择了显著影响夏季西北地区降水的物理因子热带印度洋海温和东亚副热带200 hPa纬向风，对25个CMIP6模式给出的SSP585情景下21世纪末期夏季西北地区降水进行了不同约束方案的预估及对比。结果表明：相对于1995—2014年，基于CMIP6模式集合平均得到的21世纪末期夏季西北地区平均降水增加23%，未经约束的不确定性范围为-8.4%~61.7%。通过热带印度洋海温（东亚副热带200 hPa纬向风）涌现约束后，21世纪末期夏季西北地区降水增加24%（19%)，不确定性范围减小为-8.4%~52%（-9%~45%)，不确定性分别降低了15%（21%)。进一步利用三变量（中国西北夏季历史降水、热带印度洋海温、东亚副热带200 hPa纬向风）的帕累托最优集合方案得到21世纪末期夏季西北地区平均降水变化增加28%，范围为8%~44%，降低了近39%的不确定性范围。同时帕累托最优集合表明降水增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中部与西部，最大降水增幅达到60%以上。

人类活动导致大气浓度上升和全球变暖，威胁人类生存。CO₂移除作为一种可能的减缓全球变暖的手段，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文中使用维多利亚大学地球系统模式（UVic ESCM)，模拟分析在工业革命前平衡状态下（大气CO₂浓度285×10^-6)，以不同强度脉冲形式施加的正负碳排放对碳循环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在100 Pg C正脉冲排放情景下，脉冲排放后第100（1000）年，排放到大气中的CO₂有28%（18%）滞留在大气中，38%（61%）和34%（21%）分别被海洋和陆地吸收。在100 Pg C负脉冲排放情景下，海洋和陆地向大气释放CO₂，从而减弱CO₂移除的效果。负排放后第100（1000）年，大气中减少的CO₂占初始CO₂移除量的23%（12%)，其余36%（65%）和41%（23%）分别被海洋和陆地碳释放抵消。不同强度正负脉冲碳排放情景对比结果显示，正脉冲情景下累积空气分数始终高于同等强度负脉冲情景下累积去除分数，这说明正负脉冲碳排放情景下海陆碳循环的响应具有不对称性，要抵消正排放造成的大气CO₂浓度上升，需要进行更高强度的负排放。

以农产类、粮食类、能源类、化工类4类期货产品为研究对象，在阐述气候风险影响期货市场产品价格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文本分析和GARCH类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考虑4种宏观经济因素，定量评估了气候风险对期货市场产品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指数与能源类和化工类期货产品的价格指数呈正相关，且气候风险对能源类和化工类期货市场均具有风险溢出效应。当期的气候风险指数对农产类、能源类和化工类期货产品价格指数的收益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粮食类期货产品价格指数的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当期的气候风险指数对农产类期货产品价格指数的收益波动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粮食类、化工类和能源类期货产品价格指数的收益波动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气候风险对期货市场的复杂影响，有助于为金融市场应对气候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双碳”目标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助力减排对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为验证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复杂的影响路径，文中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数字经济可以帮助调整能源结构进而显著减少碳排放；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特征；在3种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展现出空间溢出特征。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为实现民航业长期脱碳发展目标，通过建立考虑供需关系、技术应用、减排成本和政策支持的中国民航脱碳系统动力学（SD）模型，剖析系统多重反馈机理和要素间协同作用关系，对民航业减排路径的实施效果和减排成本进行情景模拟和探讨。结果表明：行业实施节能技术进步、替代燃料应用、新动力能源推广、碳抵消机制和高铁替代等单一政策模拟方案无法实现行业的碳中和式长期发展目标。多种措施的组合政策为行业脱碳发展提供最优的综合脱碳方案。未来行业应在短期内积极推广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规模化应用，中期加大对于氢能、电能、混合动力飞机的研发引进，积极采用高铁替代等综合交通方式，长期持续改进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推动民航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研究结果可为民航部门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制定参考，助力行业深度脱碳化发展。

转型金融对于支持高碳企业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重要且新兴的金融领域，探讨其法制化路径可以为我国转型金融制度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参考。通过梳理转型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并借鉴欧盟在转型金融领域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于转型金融法律制度法制化路径进行了论辩。考虑到立法实践、政策现状、市场实践经验与立法成本等因素，转型金融法律制度更宜纳入绿色金融法律体系予以体现。从立法路径上，我国应当在《绿色金融法》总则与分则中引入转型金融的原则性条款，并配套出台转型金融实施性低位阶立法。在制度安排上，通过多层级立法明确支持金融活动目录、转型活动审核披露机制、法律责任制度体系等配套制度，并思考转型金融法律与政策制度的协同路径。

本研究探索构建气候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以浙江安吉为例从气候资源开发价值、气候调节服务价值、气候固碳释氧价值、气候文旅附加价值四大类目核算安吉县气候生态经济价值量和功能量。结果显示，安吉县2022年气候生态产品总值为259.08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582.37亿元）的44.49%。其中，气候资源开发价值为13.35亿元，占气候生态产品总值的5.15%；气候调节服务价值为167.11亿元，占气候生态产品总值的64.50%；气候固碳释氧价值为33.88亿元，占气候生态产品总值的13.08%；气候文旅附加价值为44.74亿元，占气候生态产品总值的17.27%。安吉县水能资源、风能资源和光能资源潜在开发价值丰富，总功能量为281.43亿kW?h，总值达到141.52亿元。研究表明，气候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可以货币化反映安吉县的气候生态环境状态和变化，为地方绿色发展规划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评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