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1951—2010年NCEP/NCAR再分析月平均资料研究了热带海表面温度对南亚高压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发展变化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在两高压强年与暖海温年(两高压弱年与冷海温年)里,冬、春两季赤道印度洋、太平洋海温距平呈现显著的正?负?正(负?正?负)的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中南半岛附近的对流层高层产生异常西风(东风)气流,有利于(不利于)南侧异常反气旋环流的产生,从而促进(阻碍)南亚高压发展;菲律宾海域的对流层产生异常下沉(上升)气流,有利于(不利于)西北侧异常反气旋环流的产生,从而促进(阻碍)低层西太副高的发展。夏季,热带印度洋的暖海温(冷海温)有效地增加(降低)了当地的对流效应,使大气对流层温度增暖(减低),影响南亚高压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发展。
利用南极长城站1985—2015年和中山站1989—2015年的天气现象记录和日平均气温资料,分析两站降水、降雨和降雪日数的长期变化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并讨论了长城站降水形态变化与当地气温和阿蒙森低压变化的联系。结果表明:长城站降水日数较多,年总降水日数为236~343 d,有增加的趋势,变化速率为4.51 d/10a;其中降雨日数为74~185 d,降雪日数为157~282 d,增加的速率分别为2.68 d/10a和1.25 d/10a。而中山站年降水日数较少,年总降水日数为104~173 d,有减小的趋势,变化速率为-1.30 d/10a,中山站全年气温几乎都在0℃以下,降雨稀少,降雪为主要的降水形态。长城站年平均气温和降雨日数与总降水日数的比值(雨日比)显著正相关,在增温速率较大的秋季(3—5月),雨日比也显著增加(4.36%/10a)。降水形态受气温的影响很大,随着气温升高,长城站年降水日数中降雨日数的比重增加。秋季阿蒙森低压经向中心的东移有利于暖湿气流吹向南极半岛,也促进了降雨的发生。
基于1970—2015年青藏高原地区78个站点的观测资料,应用物理方法计算了高原中东部地区的感热通量。利用小波分析、相关性分析等研究了高原中东部感热通量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子。结果表明,高原年平均和春夏季节,感热通量周期为3~4 a,而秋冬季节为2~3 a;感热通量的变化趋势为,1970—1980年和2001—2015年感热通量呈增加趋势,而1981—2000年呈减小趋势;高原年平均和各季节的最强感热加热中心均位于高原南坡E区(除冬季外),最弱加热区域位于高原西北部A区(夏季除外);高原春秋季节感热通量的空间分布均匀,冬夏季节有明显的梯度分布且梯度相反,夏季呈现自东到西的梯度;春季、夏季及秋季,高原感热通量和降水呈负相关;高原10 m风速的极值中心随季节北上南撤变化与地气温差的强弱变化共同决定了感热通量的季节变化。
以青藏高原积雪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长时间序列逐日雪深被动微波遥感数据进行预处理,获得青藏高原1980—2009水文年逐日雪深数据,然后逐像元计算出每个水文年平均积雪深度、开始日期(SCS)和结束日期(SCE),利用GIS空间分析和地学统计方法系统分析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青藏高原积雪物候变化特征和异常分布。结果表明:青藏高原积雪深度在20世纪80年代呈递减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呈现递增趋势。20世纪80年代青藏高原除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以外的高海拔山区SCS呈提前趋势,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SCE呈推迟趋势;20世纪90年代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SCS提前趋势减弱,而高原中部腹地SCS出现显著的提前趋势,高原高海拔地区SCE呈提前趋势,高原中部腹地SCE呈推迟趋势;进入21世纪初后帕米尔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和横断山脉SCS呈推迟趋势,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巴颜喀拉山SCE呈提前趋势。总体上,青藏高原积雪物候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和不同演变规律。
文章使用云南1961—2015年观测气象资料和RegCM4区域气候模式模拟的RCP4.5和RCP8.5情景下2016—2099年气候变化预估资料,计算了云南逐日气候舒适度指数,采用线性趋势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云南近55年气候舒适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变化成因,最后对未来变化趋势作了预估。结果显示:(1)云南观测资料多年平均值舒适日数最多,占全年的55%,南多北少,夏季最多;寒冷日数次多,占全年的23%,北多南少,冬季最多;冷日数比寒冷日数稍少,占全年的20%;热日数仅占全年的1%,闷热日数多年平均值为零。(2) 1961—2015年寒冷(舒适)日数年际和空间变化都呈明显的减少(增加)趋势,冷和热日数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闷热日数没有变化。(3)气温是云南气候舒适度各等级日数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是风速,相对湿度只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影响明显。(4) RCP4.5和RCP8.5两种情景下,2016—2099年云南寒冷(舒适)日数年际和空间变化都是减少(增加)的趋势;冷日数年变化是减少的趋势,空间变化为西北部增加;热日数只在RCP8.5情景下增加明显,主要是南部地区增加。
本文应用IPCC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情景预测,研究可持续路径(SSP1)、中间路径(SSP2)、区域竞争路径(SSP3)、不均衡路径(SSP4)和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SSP5)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势,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情景数据库,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风险、适应和减缓路径方案设计。研究表明:(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2.3%,GDP总量占全球的31.2%。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经济总量大,但人口密集,人均GDP较低;“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的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相对发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人口和经济整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对人口经济变化有重大影响。不同的SSPs路径下,2060年人口将比2016年水平增加3.3亿(SSP5)~18.3亿(SSP3),经济总量达到2016年水平的3.0(SSP3)~6.4倍(SSP5)。人口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持续减少,经济比重则有所增加。(3)21世纪中期(2051—206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人口密度约95人/km2,GDP约164万美元/km2。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间人口经济分布有一定差异,SSP3路径下大部分国家人口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GDP多低于2万美元;SSP5路径下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国家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其他3种路径下人口经济发展介于SSP3和SSP5之间。
利用1994—2014年中国城市数据探讨气候变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气温变化和降水量变化)对城市TFP均有负面影响,其中降水量的影响更显著,但对中国东部地区城市的TFP影响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TFP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小,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种影响就越显著;城市产业结构越趋合理,天气与气候的影响越低,反之则影响越大。其中降水量的变化对三大产业都有影响,对第一产业影响最显著。
以青藏高原东北缘山地地区不同海拔高度地理单元村落的农户为调查对象,进行气候变化、气象灾害的感知及适应策略等调查,采用感知强度公式及专家打分法分析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所采用的适应策略,结果显示:1961—2013年湟水中游气候变化整体趋于暖干化,有84%的农户认为气候变暖,并对其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地理单元,农户对气象灾害的感知有明显差异,川水地区农户对沙尘的感知最强,浅山地区农户对虫害的感知最强,而脑山地区农户对连阴雨的感知最强;不同海拔高度的农户对适应策略的选择不同,川水地区农户主要采取“生产性+生活性+保障性”组合适应策略;浅山地区农户主要采取“生产性+生活性”组合适应策略;而脑山地区的农户则主要采取单一的“生产性”适应策略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构建了具有7个国家集团的全球多国家集团气候博弈集成评估模拟系统,针对《巴黎协定》背景下各国至2050年以及2100年的减排目标,分别对减排博弈的纳什均衡、博弈不确定性以及外部政策对减排博弈的影响展开了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基准情景下,全球各国将在2030年后均选择不减排策略,全球至2100年升温达到2.62℃;而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也未能突破全球零减排的纳什均衡;而仅当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减排采取惩罚措施时,全球零减排的纳什均衡点被打破。但在当前《巴黎协定》减排承诺下,为达到2℃的温控目标,加大2030—2050年的减排幅度至关重要,否则全球将在2040年左右突破2℃阈值。
适应信息通报作为《巴黎协定》下联结国家个体适应行动、全球适应目标以及全球集体适应努力的纽带,是目前《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下唯一的适应议题,会对未来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总结了APA适应信息通报的谈判进程和最新进展,梳理了不同缔约方和谈判集团对适应信息通报目的、内容、报告渠道、指南和灵活性的立场和观点,展望了适应信息通报未来的谈判走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开展适应行动及提供信息报告的能力较强,在适应信息通报谈判中立场相对灵活,但未来在有关适应的资金支持谈判等方面仍面临着压力,建议推动和深化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以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适应行动,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GEF)已公布的改革方案和增资谈判进程,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预测了GEF第七增资期(2018年7月至2022年6月)资金规模与规划改革方向。预计GEF-7资金规模较大可能在41亿~44亿美元之间,比上期减少0~7.5%。同时,GEF改革将继续向实现全球环境效益最大化、降低新兴发展中国家受援资金量、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及完善治理结构等方向纵深推进。作为GEF最大受援国和发展捐资国,尽管中国在GEF-7仍将保持受援国地位,但受GEF政策改革影响,即使在GEF-7增资规模与上期持平的情景下,中国国别资金分配量预计也将在GEF-6的基础上下调至1.43亿~1.59亿美元,同时未来中国在GEF资金规划、项目设计、捐资规模等方面亦须做出相应调整。为不断提升与GEF合作水平及效果,当前阶段中国宜在密切跟踪并积极参与GEF-7增资谈判进程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提前谋划、综合研究,推动GEF改革向符合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谈判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后如何落实适应议题实施细则成为关注焦点。发达国家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为理由,施压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出资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发展中国家内部对适应气候变化受害方和出资方的划分存在较大分歧,造成适应议题下发展中国家集团难以形成合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进展缓慢。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作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重要的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形式,能否通过寻找发展中国家契合点,依据合理机制,对适应谈判发挥一定作用,须及早进行利弊分析及顶层设计。文章通过分析美欧日对外援助的机制、梳理非洲小岛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方面的需求、总结以往中国适应项目对外援助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适应谈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区分适应援助和减缓援助、避免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属性被误读等问题,为争取广阔外交利益、合理构建南南合作机制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