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是在世界经济、能源、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全球气候治理等战略格局经历着深刻调整，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正在进行期间完成的。本文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的主线思路论争，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评价的概念体系构建，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趋势与动因，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的转型路径，支持路径转型的体制与政策选择和减缓气候变化知识体系与方法学发展等方面，对该报告进行了评述，并从中国低碳发展战略方向与政策取向、未来如何正确解读与应用该报告的科学信息和结论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IPCC历次评估报告是国际社会和各国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2014年4月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中有关排放历史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相关内容是历次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谈判中有关各主要缔约方定位、减排责任划分、国别分组以及未来全球和国别中长期减缓目标确定、全球排放空间分配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国确定低碳发展目标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在综述分析报告有关排放趋势，驱动因子，2℃温控目标下的排放空间、路径、成本、技术选择和减排责任分摊等关键结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结论对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低碳发展的可能影响和启示，以及如何在决策过程中正确、科学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结论。

分析、解读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能源供应，工业，交通，建筑，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等部门温室气体和CO2减排途径和措施评估的主要结论。2000年以来，除了AFOLU，其他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在增长。在增加的排放量中能源系统、工业、交通运输和建筑部门分别贡献了47%、30%、11%和3%。未来，这些部门仍将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和减排的重点领域。通过推进技术进步，持续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碳排放效率，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强化废物管理，提高产品使用效率，减少对产品及相应服务的需求以及广泛利用碳捕获与封存和CO2去除技术，到2050年与基准情景相比，这些部门的CO2排放量可减少15%～80%。所有这些减排措施对我国主要部门减排CO2均具有借鉴意义。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首次对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行了独立成章的评估。主要结论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然是国际合作主要多边论坛，但对该《公约》基本原则的理解出现分歧，《京都议定书》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目前国际合作机制在架构和参与主体方面日趋多元化；国际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度不够、遵约机制不健全。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协议、资金和技术激励可以促进广泛参与，贸易措施的介入可以完善气候政策、促进参与和遵约，《公约》外的各种小多边主义通过对接可对《公约》机制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这些评估结论可能对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是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中关键的框架性和交叉性问题，贯穿报告各章节。此次评估报告依据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在以往评估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与公平相互关系的认识，强调要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框架下综合评估气候政策，促进减缓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多目标协同，防范和减少减缓行动带来的风险，努力实现发展路径的转型。

基于国际上最著名的4套全球地表月气温数据集，即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所数据集（CRUTEM3）、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数据集（GHCN-V3）、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数据集（GISSTMP）和Berkeley地球表面气温数据集，从分析现有资源的状况入手，通过广泛的国际调研与合作，整合了这4套全球地表逐月气温数据集和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区域数据集，研发了中国第一套全球陆地表面逐月气温站点数据集。该数据集共包含全球9519站、7073站及6587站的月平均气温、最高及最低气温（序列长度不低于20年）数据，同CRUTEM3和GHCN-V3数据集相比，该数据集站点密度在各个区域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南美洲、非洲及亚洲地区；另外，1990年代以来的站点数量显著增加，有利于降低自1990年以来全球气温变化趋势估计的不确定性。

本文利用CMIP5中22个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结果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RCP8.5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16—2035年）、中期（2046—2065年）、远期（2080—2099年）3个时段高温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预估。结果表明：中国未来不同时期高温致灾危险度可能逐步增加；未来不同时期高温风险也趋于升高。III级及以上的高温灾害风险等级范围将增大，特别是东北三省、内蒙古、陕西、宁夏、贵州、福建等省（区）处于高风险等级的面积明显增大，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在近期将出现V级高温灾害风险，中期和远期V级高温灾害风险将扩展到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西和广东等省（区）。

以厦门市旅游业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分析，围绕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建立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因子进行权重测算，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将气候变化对厦门旅游业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的隶属度最大值为0.309，是较强的。研究可以明确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各个方面，按照受影响程度高低进行划分，从而可以有效指导旅游业相关从业者对风险进行归类，进而协调各方利益，有针对性地发展旅游业，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长期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一种基于各省电力消费详细来源的消费端排放计算方法，该方法使用不同来源电力的特征化排放因子估算调入电力隐含排放。对2005年和2010年各省电力部门CO₂排放量进行估算，并与生产端方法估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使用消费端方法计算后电力净调出省排放量下降，2010年内蒙古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差值高达1.09亿t，该差值相当于陕西发电排放或加拿大发电和供热总排放；相反，使用消费端方法计算后电力净调入省排放量上升，2010年河北排放量上升0.74亿t，北京上升0.60亿t，北京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相差幅度高达320%。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充满矛盾，但本质上它是一种认真而责任重大的全球性努力，气候谈判的目标在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引导全球以低碳、绿色、循环发展为路径，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谈判应该是一个促进各方建设性达成全球气候制度安排的过程，为此建议抓住以下三个重点：先发达国家率先做出积极的绝对量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也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发展阶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发达国家应在资金和技术上做点实事。先在以上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再通过公约原则下的“审评”和“调整”机制，逐步补充和完善。这是一种体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路径。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出路在于合作共赢。中国积极而务实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刻原因，首先源于自身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