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一工作组报告对气候系统各要素的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和深度不确定性（deep uncertainty）给出了新认识。文中基于此对全球冰冻圈变化的上述三方面加以总结和归纳。总体来看,无论何种排放情景,半球和全球尺度上冰冻圈各要素于21世纪均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即均向融化或退化方向变化,且具有不可逆性;但在区域尺度、短时间尺度和百年以上时间尺度上,不同冰冻圈要素或因内部变率大、或因响应机制复杂而存在可逆、可预测性差乃至深度不确定性难题。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第九章综合评估了与海平面相关的最新监测和数值模拟结果,指出目前（2006—2018年）的海平面上升速率处于加速状态（3.7 mm/a),并会在未来持续上升,且呈现不可逆的趋势。其中低排放情景（SSP1-1.9）和高排放情景（SSP5-8.5）下,到2050年,预估全球平均海平面（GMSL）分别上升0.15~0.23 m和0.20~0.30 m;到2100年,预估GMSL分别上升0.28~0.55 m和0.63~1.02 m。南极冰盖不稳定性是影响未来海平面上升预估的最大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区域海平面变化是影响沿海极端静水位的重要因素。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于2021年8月在IPCC第一工作组第14次联合大会上得到审议通过,并得到了IPCC第54届全会接受和批准。文中主要对该报告第九章“海洋、冰冻圈和海平面”中与海洋环流的相关评估内容进行解读。与以前的IPCC报告相比,AR6进一步确认人类活动对海洋环流的影响,并基于最新的数值模式给出对未来变化预估的结果。报告指出,海洋各区域表层盐度梯度增加（基本确定),预估到21世纪末认为海水较淡的海洋区域将变得更淡,而咸的区域将变得更咸（中信度);至少自1970年以来在全球海洋绝大多数区域的上层海洋层结更稳定（基本确定),预估到21世纪末认为上层海洋的密度层结会继续增加（基本确定),而绝大多数区域的混合层深度在高排放情景下会变浅（低信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洋热浪的发生频次翻倍（高信度）且持续时间更久（中信度),预估结果认为海洋热浪发生频次将更高;在4个东边界上升流系统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有加利福尼亚上升流系统经历了有利于上升流的风力增强,而其他3个上升流系统未出现（中信度),东边界上升流系统将以偶极子的空间型态变化,即低纬度减弱而高纬度增强（高信度);所有预估情景下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均将减弱（非常可能),虽然AMOC会减弱,但全球变暖不会导致AMOC在2100年之前突然停止（中信度);AR6增加了可分辨海洋中尺度涡旋的高分辨率数值模拟试验,结果显示高分辨率模式有效地改进了海洋表面温度（SST)、海气通量和动力海面高度变化等要素的模拟。

利用1986—2005年中国地面气象台站观测的格点化逐日降水数据（CN05.1）评估了NASA高分辨率降尺度逐日数据集NEX-GDDP中21个全球气候模式在0.25˚（约25 km×25 km)分辨率下对中国极端降水的模拟能力。选取年最大日降水量(RX1D)、年最大5 d降水量（RX5D)、湿日总降水量（PRCPTOT)、湿日平均降水强度（SDII)、强降水总量（R95p）和极端强降水总量（R99p）这6个强度指数,暴雨日数（R50)、强降水日数（R95T)、极端强降水日数（R99T)、最大连续湿日（CWD)、最大连续干日（CDD）这5个频率指数作为评价指数开展评估,结果表明：(1)各模式很难捕捉到极端降水指数年际变化线性趋势,表现最好的模式GFDL-ESM2G也仅有45%的指标显示出了与观测的正相关性,而且很弱。(2)各模式对于气候态均值的模拟效果较好,其中,CSIRO-MK3-6-0、NorESM1-M、MRI-CGCM3对强度指数模拟较优,inmcm4、IPSL-CM5A-MR、MIROC5对频率指数模拟较优,综合表现最优的3个模式为CSIRO-MK3-6-0,inmcm4、MRI-CGCM3。(3)综合考虑各模式对11个极端降水指数在气候态均值和年际变化线性趋势模拟能力的评估结果来看,GFDL-ESM2G、CSIRO-MK3-6-0、ACCESS1-0显示了相对较高的综合模拟能力。

基于1980—2016年长江流域站点观测降水,评估了CWRF区域气候模式对长江流域面雨量和极端降水气候事件的模拟能力。结果表明：CWRF模式能较好地再现1980—2016年长江流域及不同分区降水空间分布及月/季面雨量年际变率,且在冬、春季表现较好,夏、秋季次之。CWRF模式对长江流域面雨量存在系统性高估,对面雨量的模拟能力在长江中下游明显优于长江上游和金沙江,这可能和长江流域上游及金沙江地区地形复杂、站点稀少导致的面雨量实况代表性不足,以及CWRF模式自身模拟能力欠缺均有关。CWRF模式对长江流域极端降水事件也具备一定的模拟能力,能较好反映出长江中下游的变湿趋势,对长江上游极端强降水减弱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极端强降水增强的趋势均有所体现,但对于日尺度极端降水和复杂地形下的降水模拟效果不佳。

基于ERA5-HEAT再分析资料中的通用热气候指数（UTCI）数据,利用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方法将我国划分为8个区,分别为长江、华南、华北、西北、东北、北疆、南疆和西部地区。分析了1980—2019年我国夏季不同地区人体舒适度的变化特征,并初步解释了UTCI变化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我国夏季UTCI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西北地区增速最快（平均增率为0.053℃/a),且西部、西北和南疆地区夜间UTCI相较白天增加更明显,主要表现为这些地区的UTCI最小值增率分别较其最大值增率偏高了112%、34%和33%。随着UTCI的上升,我国大部分地区（西部除外）的热不舒适天数及发生热不舒适持续事件的频次都呈增加趋势,其中增率最大的区域是华北地区,分别为1.7 d/(10 a)和2.4次/(10 a)。从气候影响因子的分析发现,我国夏季UTCI增加的原因是气温、露点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的增加以及风速的减少。其中,气温是UTCI增加的主要气候因子,平均贡献率为49%;辐射是大部分地区（西部和华南除外）的第二大因子,而其他因子对UTCI的贡献率主要与各地区的变率大小有关。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气候灾害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中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频发等水资源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气候风险之一。文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提出的水资源相关适应措施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及水资源相关风险已经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关注,大部分国家都或多或少提出了针对性的适应措施,如优化水资源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强化监测预警、增加基础建设等。然而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以中东欧国家为主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NDCs中缺乏适应相关的内容;西亚/中东和中亚地区对于风险关注的范围不够全面,缺乏对未来潜在洪水风险的评估和预案;在中亚、南亚和中东等水争端问题突出的地区缺乏合适的国际合作机制;大部分国家缺少对水环境的关注。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适应能力,构建完善的气候适应体系,建议完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增加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碳中和及电力低碳转型过程的供应安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动态CGE模型,设计51种情景模拟各类型发电量的年均变化幅度,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评价指标,研究煤电退役到保底容量、煤电完全退役和气电达峰容量的最优时间节点和发展速度。结果表明：2020年煤电发电量以年均降低66亿kW∙h幅度退役到2032年保底容量,再以年均降低40亿kW∙h幅度在2045年实现完全退役;气电发电量从2020年起以年均增长61亿kW∙h的幅度在2038年达到峰值,然后以年均51亿kW∙h幅度退役到2050年保底容量1323亿kW∙h;进一步依据2020—2050年本地总发电量增速不变得到非化石电力增长速度,此种煤电、气电和非化石电力发展速度组合的经济性最优。相比基准情景,优选出的电力转型组合情景可累积促进化石能源消费量降低1.1亿tce,碳排放降低2.8亿t CO₂,电力部门增加值增长238亿元,其他部门增加值增长172亿元。

通过系统分析世界各国气候传播领域近年来的进展,以解释为何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缺乏信任这一复杂问题。文中首先概述了各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以及影响公众态度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再分析了各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及其媒体效果,并重点探究了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态度。此外国际气候传播研究对我国气候传播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我国特定的国情将为国内气候传播研究提供诸多理论发展和实务应用的机会。我国气候传播学者有责任把握我国公众气候态度的多维因素,从而采用针对性传播策略,激励公众自觉参与低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