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1961—2010年松花江流域60个气象站逐日资料，基于平流-干旱模型（AA模型）计算并分析了流域实际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实际蒸散发变化的主要气象要素。结果表明，1961—2010年，松花江流域年均实际蒸散发为420.8 mm, 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增加速率为4.9 mm/10a，呈“减-增-减-增”年代际波动变化。季节上，春、冬两季实际蒸散发增加趋势较明显，夏、秋两季则呈现与年实际蒸散发类似的年代际波动。春、夏、秋三季和年实际蒸散发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高值主要出现在流域南部，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部。冬季绝大部分区域的实际蒸散发呈现微弱上升趋势。1961—2010年，松花江流域年和四季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上升显著，日照时数和风速大都呈现显著下降趋势。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松花江流域实际蒸散发的时空变化是各气象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而且各气象要素在不同时期对实际蒸散发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总体上看，松花江流域实际蒸散发的增加主要是由平均气温，特别是最低气温的增加引起，特别在春、冬季体现得较为明显。夏、秋季节，影响实际蒸散发的要素包括气温日较差、实际水汽压、平均风速及降水量等气象要素，但夏、秋季节这些要素的多年变化趋势不明显，导致夏、秋实际蒸散发的总体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塔中大气环境观测试验站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总辐射、散射辐射和直接辐射观测资料，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太阳总辐射、散射辐射和水平面直接辐射的主要特征。结果表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总辐射、散射辐射和水平面直接辐射平均年总量分别为6619.0、3507.8和2203.5 MJ?m-2。典型晴天总辐射日峰值分别为散射辐射的2.4倍和直接辐射的1.5倍。沙尘暴天散射辐射值增加到与总辐射基本一致，而直接辐射衰减最明显。当太阳高度角>20°时，散射辐射随总云量的增加而增大，且秋、冬两季增幅明显。

基于1982—2006年GIMMS（Global Inventory Modeling and Mapping Studies）长序列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采用比例阈值法反演得到中亚及新疆地区植被过去25年的物候数据集；采用M-K趋势检验和Theil Sen斜率方法，分析植物生长季开始期、停止期和生长季长度的变化趋势，并结合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和DEM数据评价不同植被覆盖类型和不同高程下的植被物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82—2006年，中亚及中国新疆干旱区植被生长季开始期和停止期在区域尺度上没有显著提前或者延迟，但在局部地区变化明显，且空间差异较大。各植被覆盖类型的物候动态表现不同，农用地的生长季开始期提前最明显；落叶阔叶林等木本植被类型的生长季停止期以推迟为主，但其面积比例很小，影响十分有限；除灌丛和裸地外，其他类型均表现出生长季长度延长的趋势，但整个研究区植物生长季长度变化并不明显。不同高程下植被物候变化同样存在差异，区域气候变化改变了不同高程带的环境限制因子，继而对植被物候产生影响，特别是在2000～3000 m高程带，植被生长季开始期提前、停止期推迟和生长季长度延长更加明显。

基于青藏高原1930—2010年山地灾害实例，分析了气候变暖对青藏高原山地灾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冰湖溃决灾害增多，冰川泥石流趋于活跃，特大灾害出现频繁，灾害链生特征明显，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延拓性，巨灾发生概率增大；在藏东南地区表现出雨热同期的气候特征，构成了利于冰川类泥石流形成的条件；波密县城位于两条泥石流危险区的建筑物占地面积由1988年0.014 km²扩展到2012年1.004 km²，人口与经济密集区与灾害高风险区重叠，加之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危险性增加，青藏高原灾害风险显著增大。上述结果提供了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山地灾害影响的证据，初步阐述了其影响特征，有助于山地减灾和进一步认识气候变化对山地灾害的影响机理。

基于气候条件与农作物熟制的相互关系，得到农作物潜在播种面积，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和其他因子对其综合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实际播种面积增长缓慢，空间差异明显，华中实际播种面积占比最大而新疆最少，西南、华中、东北和新疆面积增加，西北、华南、华东和华北减少；在≥10℃积温指标下，1986—2009年我国潜在的不可耕地面积平均值相对1961—1985年减少约34.33%，一年一熟区面积有所减少，但仍占约50%面积，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地区面积均呈增加趋势；综合≥10℃和≥0℃两个积温指标，我国潜在播种面积缓慢增长，与实际播种面积的变化趋势一致，其他综合因子则在总体上对潜在播种面积的增长有微弱抑制作用。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典型流域汉江上游流域和滦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敏感性分析法、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法、累积量斜率变化率比较法定量评估了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对流域径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汉江上游流域和滦河流域变异Ⅰ/Ⅱ期年均径流深相对于基准期分别减少了29.5% / 19.1%和49.8% / 70.0%；对于汉江上游流域，1991—1999年（变异Ⅰ期）气候波动是径流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2000—2008年（变异Ⅱ期）人类活动则是径流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人类活动对汉江上游流域径流减少的影响逐步增加；对于滦河流域，1980—2010年（变异Ⅰ/Ⅱ期）人类活动一直是径流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且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减少的影响贡献率基本保持不变。

采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统计方法，分析涪江流域径流与降水的变化趋势与突变特征，用累积量斜率变化率比较法评估降水对涪江流域径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951—2012年涪江流域年径流量与降水量均表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突变出现在1968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降水与径流明显偏少；年径流量与降水量有很好的线性相关关系，但在冬季相关性较差；降水减少是径流减少的主要原因（贡献率为71.4%），而下垫面人类生产活动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为28.6%。

回顾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来形成的与适应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国际决议及谈判进展，分析了这些决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可能作用和面临的障碍，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2015气候协议”的利益诉求和建议。作者认为：《巴厘行动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建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等；资金、技术研发、推广和使用、政策法规、机构设置与能力、信息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仍是“2015气候协议”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非洲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全球适应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的补偿的提议，作者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开发评估方法和工具，探讨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中国的氢氟碳化物（HFCs）的生产和消费将快速增长，其排放量将迅速增加。采用低全球增温潜势（GWP）技术及采取减排措施，HFCs领域具有很大减排潜力；将HFCs减排纳入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整体战略中，对推进国家水平的温室气体减排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中国面临着重要机遇，比如针对含氟温室气体相对完备的履约机制可保证一定的减排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履约行动将促进相关行业的节能减排与技术创新等；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挑战，比如HFCs的巨大消费需求及其排放量的迅速增长，尤其是HFCs替代技术存在局限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