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了现代气候变化科学对人类新型发展观的贡献，中国对“发展”的新觉悟与国际发展观的演进相会合，从战略层面提高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有力推动了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本文归纳了《巴黎协定》所确立的新气候机制的4个要点和会后国际气候谈判面临的5个需要及时深化研究的新问题。中国确立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目标，对创新我国发展路径具有战略意义，本文论述了这些发展目标的科学性。“十三五”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期，提出了需要抓紧做好的5个方面的工作。强调低碳与改善大气质量有很强的协同性，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两个大局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做好国内的事是根本。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外部性属性，减缓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必须体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考虑参与主体广泛性、减缓行动的范围和行动力度三大要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多哈修正案”“坎昆协议”等方案，对中央集权程度和三大要素各有取舍，构建了不同的国际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模式，但从实践看都未能解决国际减缓合作的问题。《巴黎协定》构建了“承诺+审评”的新模式，有望实现参与主体和行动范围的全覆盖，并通过透明度、遵约和全球盘点机制鼓励各参与方提高行动力度。然而要实现公约目标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巴黎协定》下的国际减缓合作必须通过强化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机制来保障，并通过进一步明确中长期量化目标来促进各方提高行动力度。

巴黎气候会议（COP21）达成了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重要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长期目标。1.5℃温升控制目标意味着全球管控气候风险的政治意愿得到强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路径得到初步勾勒。在未来的科学评估和政治谈判中，全球各区域甚至是各个排放大国的排放空间、排放路径和减缓需求将会进一步清晰化和定量化，还会丰富和深化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合作规则，结合当前以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为特征的、主要以自下而上方式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排放大国的排放配额与发展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各国制定其国家贡献目标与行动的自主性。

研究城市主导功能影响下区域碳平衡时空分异，有助于理解城市功能格局与碳循环过程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厦门市6个区为例，采用各区历史统计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处理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构建简化的区域碳收支计算模型，核算各行政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碳平衡，结果表明：厦门市整体上呈现碳收支失衡逐渐加剧的趋势，2003年CO₂排放量是吸收量的1.91倍，2013年增长至7.44倍；各区碳代谢以及碳平衡表现出不同的时空分异特征。结合厦门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制订的主导功能分类，阐明主导功能影响下时空分异的社会经济、自然景观等驱动因素对城市碳平衡时空变化的影响机制与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区不同的碳平衡状况，制订适应各自主导功能的减排以及碳补偿政策。研究有助于直接服务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实践，从城市生态服务角度指导建设规划，合理城市功能分区。

公共自行车系统是待开发的交通自愿碳减排项目。本文采用CCER方法学中的“快速公交项目”，计算北京市2012年公共自行车系统自愿碳减排量，并估算收益。结果显示：北京市2012年公共自行车自愿碳减排量为43.95 t CO₂，出售可获得1538元的收益。同时估算得到北京市2015年公共自行车碳减排量为6874.5 t CO₂，出售可获得约24万的收益。因此，北京等交通需求膨胀的特大型城市，随着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持续壮大发展，公共自行车运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望通过碳交易实现较大提升空间。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采用社会调查和参与式评估等方法，了解地方决策管理者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以及对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规划的必要性及其内容、功能和优先工作等方面的看法和建议，从中梳理出一些可供其他城市决策者参考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旨在提高国内学术界对于城市适应规划研究的关注，并为各级决策管理者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提供参考。

|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132个区/县的直接和间接CO₂排放、人口、GDP和收入等数据，分析评估了区/县排放特征，并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和残差法分别评估2012年区/县CO₂排放影响因素和各区/县排放绩效。长三角地区的CO₂排放在区/县层面上有较明显的聚集性，直接排放前40个区/县占总直接排放的86.59%。经济水平、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对区/县CO₂排放有较显著的影响。人口密度是负向驱动，即紧凑型发展比松散型发展有利于降低排放水平。排放绩效评估表明，76个区/县属于较优绩效，56个区/县属于较劣绩效。整体上看，当区/县总人口较小（<30万人）和总人口很大（>600万人）时，排放绩效相对较好，而总人口介于中间水平时，排放绩效的差异较大。因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城镇形态（人口密度）和总人口对于排放绩效的作用。

以主体功能定位为依据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切入点，选择其中的城市化地区（重点/优化开发地区）进行社会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现状分析。研究认为，不同城市化地区所承载的城市（镇）化任务是十分不同的：优化开发区应以稳定和疏解人口为主，争取尽早达到排放峰值并下降；重点开发区应是承接非城市化地区人口（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或发展粗放的问题，进一步吸纳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可能受限。在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点和产业低碳化转型是重点开发区承担新型城市（镇）化任务的前提条件。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自然灾害风险概念和分析方法，从高温热浪致人体健康风险的构成出发，分别构建了广东省高温热浪危险性指数、暴露度指数和承灾体脆弱性指数（含敏感性指数和适应性指数），在定量化的风险指数基础上尝试进行风险区划研究。结果表明：高危险性区域位于广东东北部、西北部以及中部偏西地区，低危险性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人体健康高敏感性区域主要位于粤北和粤西，珠三角及粤东南沿海地区敏感性相对较低；适应性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适应性较低，粤东和西南部分地区适应性最低；风险较高区域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北和中部偏西及雷州半岛南部地区，风险较低区域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以西沿海地区。该风险指数能较好地反映广东省高温热浪致人体健康风险的分布状况。

选取对极端天气敏感性和脆弱性较高的农业领域为研究对象，将极端天气因子和农业生产因子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气候经济模型，定量分析了极端天气事件对浙江省农业总产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极端天气因子与浙江省农业总产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农业总产值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高温日数、低温日数、强降水日数每增加1%，浙江农业总产值分别减少0.072%、0.046%、0.076%；高温日数和强降水日数的短期波动对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同区域的农业总产值受极端天气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浙江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相对东部沿海地区受极端天气影响更为严重。

通过利用环境CGE模型测算实施《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对中国宏观经济和污染物减排的短期影响。模拟结果显示，短期内，新标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GDP只下降了0.18%。从行业产出看，要素价格下降，使工业部门和出口导向型行业成本降低，产出扩张。此外，新标准对大气污染物减排的效果显著。由于脱硫脱硝装置的投入使用使末端废气去除率提高，进而导致煤炭燃烧排放量大幅下降，SO₂和NO_X的排放量分别下降22.8%和11.4%，绝对量分别减少560万t和148万t。

本文试图从经典的大众传播学基本理论和模式入手，梳理现有气候变化知识产品的编制方式、主要传播途径和相关实践经验，以期为未来气候变化信息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分析表明，气候变化知识传播过程应遵循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知识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交叉性特点；在信息采集方面，应注重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在展示方式方面，应注重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精练性和通俗性；在传播途径方面，除传统的大众媒介外，还需要注重利用新兴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发挥人际关系网络作用；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知识传播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等方面的创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