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区域极端冷事件发生明显变化。由于观测资料的限制，近百年极端事件变化特征的研究还较少。通过对比观测资料和两套百年尺度的再分析资料计算得到的13个极端冷事件指数，对中国区域极端冷事件变化特征的分析表明：同全球变暖一致，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极端冷事件的强度、频率、持续时间均呈减小趋势，基于过冷系数定义的寒流次数、持续日数均呈现减少趋势，采暖度日数减小，反映我国供暖能源需求呈减少趋势。1951年以后极端冷事件的特征的变化更为显著，一些指数的变化明显超过百年尺度的变化，说明20世纪中期以后冷事件迅速减弱、减少。两套百年尺度的再分析资料可用来研究中国区域极端冷事件变化，但在资料匮乏的地区不确定性很大，需要谨慎考虑资料分布范围和资料质量等问题。

利用1961—2020年中国逐日地表气温观测资料，综合考虑其概率密度分布与空间范围，定义了全国一致冷日、一致暖日与全国反位相型冷暖日3种全国性极端冷、暖日，并分析了各自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冬季全国性极端冷、暖日共960 d。其中一致冷日358 d，一致暖日271 d，反位相型冷暖日331 d。在21世纪前，一致冷日数与累计强度随时间逐渐下降，冬季与2月的一致冷日数均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显著突变减少；一致暖日则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其中只有12月的一致暖日数在70年代末突变增加。21世纪前冬季一致冷（暖）日的下降（上升）受2月的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后，1月一致冷日的增加使冬季一致冷日出现小幅度上升，而2月一致暖日迅速减少导致冬季一致暖日在21世纪初有小幅度下降，之后1月一致暖日的迅速增加使得冬季一致暖日继续上升。冬季、1月、2月的反位相型冷暖日的天数均在20世纪70—80年代突变减少，21世纪10年代前，冬季反位相型冷暖日主要受到2月变化的影响，之后1月的贡献更大。

人类活动已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关键因素。然而市域尺度下人为因素对热岛效应强度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多源地理数据计算了2012—2018年中国市域尺度的日间地表城市热岛效应强度（SUHI)，分析了市域尺度SUHI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驱动机制，并构建驱动因子与SUHI的关系模型；结合IPCC提出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来预测不同情景下的人类活动强度，并模拟2020—2100年的SUHI。结果表明：2012—2018年市域尺度上，年均SUHI空间分布呈现出南方整体高于北方，东南沿海最强、西北地区最弱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012—2018年间SUHI有略微的增强（均值增幅达0.08℃)。SUHI受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影响，其中GDP及城乡植被差异（ΔNDVI）对SUHI影响显著。2020—2100年5种SSPs情景下中国大部分城市的SUHI显著增强，其中SSP5情景下SUHI变化最剧烈（均值增幅达0.67℃)。此外，大体量城市未来的SUHI在不同发展情景下差异明显。从驱动因素来看，大多数城市的GDP是SUHI增长的主要人为驱动因素。对典型城市的对比分析发现，在21世纪末上海城市群、天津市、乌鲁木齐市及南宁市的SUHI波动范围可能分别达到4.83~8.98℃、3.24~4.95℃、1.11~1.55℃、2.61~4.05℃。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SUHI可能的时空变化趋势，对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气候自然影响因子和社会经济发展因子构建城市气候承载力定量评价体系，定量评价2000—2019年广西北部湾沿海城市群——北海、防城港、钦州的气候承载力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三市气候天然容量波动增大，北海和防城港增长趋势显著，反映了城市化对气候的影响；极端气候事件压力波动剧烈，总体增长不显著；各地城市气候压力和城市协调发展力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均呈上升趋势，但城市协调发展力的增长仍不足以平衡自然影响因子和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北部湾城市群气候承载力整体呈显著波动下降趋势，反映气候环境对沿海城市建设发展制约越来越明显；三市气候承载力对气候天然容量、极端气候事件压力指标的变化响应敏感，极端低温、大风、干旱（持续无降雨）和暴雨事件是沿海城市群气候系统稳定性的主要威胁因子。在今后北部湾沿海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升气候承载力需要提高科技环保和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走低能耗绿色发展道路，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

使用2000—2020年中国省级碳排放及现代化指标数据，采用传统统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析省级碳排放及现代化指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现代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30个省的碳排放总量在近20年整体上呈现持续增长，碳排放总量增长率却在波动下降；碳排放总量呈现由东部向西部梯次递减的走势，并且东、中部地区之间的碳排放量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碳排放量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以2015年为转折点，碳排放量高值区域的变化大致划分为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中国省域尺度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性，省级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水平表现出先不断提升再逐渐降低的特征；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呈正向空间关联的区域数量均多于负向空间关联的区域数量，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碳排放量受其周围省份的影响较大；现代化指标时间变化趋势显著，空间分布演变特征鲜明；交通运输、平均受教育年限、信息化水平、人口绝对规模、工业化水平对碳排放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影响因子两两共同作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子的作用。

以大量文献和报告为据，阐述了“非能源利用环节”的内涵，且对国际现有的非能源利用温室气体（GHG）排放量核算模型的核心特征、搭建理念、框架设计原则、发展历程、适用范围和优缺点进行综述和对比，结果表明，IPCC-RA方法可提高非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效率，IPCC-SA可识别其源项性分布特征；NEAT模型可刻画国际贸易结构对化工产品中碳流动的影响程度；EPA专设模型仅适于美国。IPCC-RA可宏观把控中国非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故基于IPCC-RA核算了中国工业终端部门非能源利用的碳排放与储存量，结果表明，2010—2020年间非能源利用以石油为主，原煤和石脑油对非能碳排放的贡献度高于其他化石燃料。国际既有模型并不能精准描绘我国化工产品贸易结构对非能源利用环节碳流动的作用程度，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开发出企业层面工艺级别的原料-产品矩阵和非能源利用的本土化碳储存与排放因子，自下向上地搭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模型。

民航绿色发展是推进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我国民航业供给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之一。中国民航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随着市场的恢复，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刚性增长。在民航业关注的减排技术或措施中，与飞机及发动机技术改进、航班地面与空中运行水平提升以及市场机制等减排措施相比，可持续航空燃油的使用减排潜力巨大，但投资及成本高昂。文章从航空公司的角度出发，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构建了减排投资价值模型，重点讨论了可持续航空燃油投资策略，包括投资阈值、投资时点、掺混比例、最优投资条件等，分析市场机制、燃油成本等不确定性因素对航空公司减排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提出航空公司开展减排投资时需要重点关注的碳排放约束下激励投资的条件以及使用何种掺混比例等问题，为航空公司减排策略、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建立的需求-排放-成本模型，结合情景分析，评估海南省房间空调行业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潜力与成本。研究表明，海南省房间空调器行业在氢氟碳化物（HFCs）制冷剂转型的同时推进能效提升，既可大幅度减少直接和间接排放，实现房间空调制冷剂近零排放，同时通过节电获得相对收益。在基加利修正案能效情景与加速转型能效情景中，2021—2060年海南省房间空调器行业可分别累计减排50~62 Mt CO₂-eq和77~94 Mt CO₂-eq，直接减排量占比分别约为30%和55%，平均减排成本分别为-219.3~-219.1元/t和-115.6~-112.8元/t。

为了避免减排效益的双重计算，《巴黎协定》第6条下的市场机制，包括第6.2条的合作方法和第6.4条机制均要求对市场机制参与方的排放量进行相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通过了关于第6条机制的实施细则，包括相应调整的具体要求。针对提出了单年度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的缔约方，实施细则提供了两种相应调整方法：平均法和排放轨迹法。平均法在操作上更加简洁方便，允许缔约方以更灵活的排放路径实现NDC目标；而排放轨迹法降低了缔约方能否实现NDC目标的不确定性，且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中配额存储和借贷政策的影响较小。对我国NDC减排目标、未来可能的排放路径等的分析表明，平均法更适合我国。建议主管部门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为我国参与第6条市场机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量化NDC减排目标、追踪NDC进展、建立追踪“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ITMOs）交易和报告的系统等。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处于“混合驱动”的多元格局之下，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应运而生。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内的成分制度具有非正式等级性、异质性和双向遵从性，这超越了传统制度复合体的等级性、同质性和单向遵从性。该优势促使其成分制度在互动上基于功能效率理论和治理权力转移理论，表现出更高的实质性契合和政治契合，有助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善治的方向前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所处的态势和发展趋势，新时代的中国气候外交应进一步全方位增进在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中的参与维度，系统性增强其成分制度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创新性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于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气候灾难造成流离失所的人数是战争的3倍，全球人口的一半已经处于危险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适应措施和低垂成果，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该计划将通过四大支柱——灾害风险知识与管理、观测监测与预报、预警发布与传播、备灾与响应，在未来5年（2023—2027年）内，向地球上每个人提供预警，以抵御日益极端和危险的天气。预警的防灾减灾社会效益明显，发展中国家在预警发布系统上花费数亿元就可以避免每年十倍于投入的灾害损失。建议加强法制规划，理顺预警发布各环节，提升预警发布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权威性；加大对亚洲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A）支持力度，将GMAS-A打造成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计划的示范项目，充分发挥GMAS-A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全球防灾减灾中的作用；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主动设置“预警服务发展中国家”谈判议题，输出中国最佳实践与经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