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已在意料中，但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仍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宣布退出的考虑不难看出，尽管美国政治信誉、国际合作和长远经济均受影响，但借此特朗普既可以提高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又可向国际社会重新要价。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形势看，美国的退出不会根本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方向。但美国削减国内气候变化研究、多边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和援助等政策将影响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机制，以及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长期目标的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受到冲击。就未来而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正向发展仍旧是主旋律，气候治理正进入多元主体发挥作用的时代，地方和民间组织层面将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务实合作，提高气候变化科学及认知的能力建设仍将是长期的任务。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有关美国退协原因、后续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自主构建的美国政策评估模型，综合定性定量分析，系统评估了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可能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资金和治理"三大赤字"，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建议。研究表明，考虑美国退协对后续政策的影响，美国2030年的排放将有可能达57.9（56.0~59.8）亿t CO2-eq，仅相当于在2005年的水平上下降12.1%（9.1%~15.0%），相对自主贡献目标情景将上升16.4（12.5~20.1）亿t CO2-eq，额外增加8.8%~13.4%的全球减排赤字。美国拒绝继续履行资金支持义务还将使得本不充裕的气候资金机制更加雪上加霜，绿色气候基金（GCF）的筹资缺口将增加20亿美元，而长期气候资金（LTF）的缺口每年将增加50亿美元左右。这就要求欧盟和日本对GCF的捐助至少上升40%，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长期资金支持至少上浮25.2%才能填补上述资金赤字。美国是全球气候博弈的重要一方，且美国退协的影响已蔓延至全球治理的主要议事平台，期望中欧、基础四国+等模式短期内迅速填补美国退出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治理赤字是不现实的，政治推动乏力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始终存在。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全面评估"接盘"美国领导力的成本、效益和可行性，并秉持"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谋定而后动。同时，中国应聚焦国内工作，凝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共识，做好长期战略谋划，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从合作中寻找出路应对"三大赤字"难题。
应用全球多部门、多区域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采用情景分析方法，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由于其碳排放路径的变化对国际气候谈判中的3个重要谈判方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和2℃目标情景下碳排放空间和减排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球碳排放固定且分配方式固定的条件下，美国不同程度的退约将为自身获得较大的碳排放空间，同时挤压其他地区，包括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NDC和2℃目标的碳排放空间，将推高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NDC和2℃目标的碳价。2030年，2℃目标下中国碳价的升幅将达4.4~14.6美元/t，欧盟为9.7~35.4美元/t，日本为16.0~53.5美元/t。同时将增加中国、欧盟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损失。2030年，2℃目标下中国GDP损失的升幅将达220.0亿~711.0亿美元（相当于16.4~53.1美元/人），欧盟为93.5亿~321.4亿美元（相当于20.7~71.1美元/人），日本为41.3亿~134.5亿美元（相当于34.3~111.7美元/人）。
综合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事件，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产生多重影响，包括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将导致《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将会对其他地区碳排放空间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进而推高其他地区碳减排成本；美国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美国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美国大幅削减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巴黎协定》履约谈判的权威性等，最后显著加大实现温控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迟滞。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中国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期望中国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国际压力。为此，中国对内应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上限目标，对外应积极重建全球气候治理集体领导体制，即用C5取代G2，同时继续努力改变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
《巴黎协定》生效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达约阶段转向履约阶段。但是，履约阶段并不意味着全球气候风险得到控制，反而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从《巴黎协定》入手，分析了《巴黎协定》自身存在的不足，重点考察了美国的履约意愿，分析了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及其影响，探讨了未来美国的气候立场。研究发现，《巴黎协定》在减排力度、气候资金及遵约条款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导致《巴黎协定》有效性仍取决于缔约方的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当前美国国内政局演变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气候政策出现倒退，有可能对《巴黎协定》缔约方的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但是，这种不良影响仅仅是短暂的。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以及美国业已成形的低碳转型，共同决定了特朗普气候政策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巴黎协定》。长期来看，美国对全球领导力的诉求、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动力以及来自外部的道义压力这三大因素势将促使美国在未来重新回归《巴黎协定》。
为深入认识城市对其附近气象站气温的影响，采用位于长沙市区东部和西部两个气象观测站的2007-2009年的逐日气温、风向和风速资料，结合地表覆盖特征数据，对比分析了两站气象记录差异，并通过改进的城市影响指数模型估算了气温资料中的城市影响偏差。分析显示：（1）2007-2009年东、西气象站逐月平均气温（Tmean）、最高气温（Tmax）和最低气温（Tmin）差异很大，最大差异分别可达0.90℃、0.83℃和1.34℃；（2）受城市及风向的影响，两气象站的逐月城市影响指数（K）差异较大，东、西站平均K值分别为2.01和1.50，年内同一台站的K值存在季节变化规律；（3）两站逐月△K与△T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4）东、西两站2007年Tmean中的城市增温最大，分别达0.63℃和0.45℃。城市附近气象站气温记录受城市规模、风向和风速等因素影响明显，在分析长历时气候变化特征和利用站点记录数据进行空间分析时，有必要对气温数据进行订正。
《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努力将其控制在1.5℃以内，以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与影响。随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邀请IPCC筹备关于1.5℃增暖影响及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特别报告，为UNFCCC谈判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回顾近期发表的一些成果发现，在1.5℃到2℃的不同升温条件下，很多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将增加。2℃条件下一些易受威胁的系统，如生态系统和农业系统，将承受全球变暖带来的严重后果；海平面明显上升，珊瑚礁锐减，季风降水减弱等影响将进一步加强。同时，不同地区对全球不同程度增暖的响应也存在很大差异。总的说来，相较于2℃增暖而言，将增暖控制在1.5℃以内能进一步减小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然而，要把全球增暖控制在1.5℃内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并且目前对1.5℃增暖的影响认识仍然十分不足。定量分析2℃和1.5℃增暖对不同区域自然和人类系统造成的影响差异，需要更高分辨率的模式以及更多针对2℃和1.5℃增暖影响而设计的专门试验支持。
基于GIMMS（global inventory modeling and mapping studies）NDVI 3g数据，在提取北半球荒漠草原过渡带每年植被物候期的基础上，研究了1982-2012年物候期的时间演化趋势及空间分异特征，并结合全球气候再分析资料，探讨了物候变化的气候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在1998年之前，荒漠草原过渡带植被物候期变化地区间差异较大，而在1998年之后，北半球荒漠草原过渡带生长季结束期整体提前，平均提前0.41 d/a；同时，除萨赫勒以外的各地区植被生长季长度普遍缩短，平均缩短0.88 d/a。植被物候期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分析发现，荒漠草原过渡带植被物候变化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且空间差异明显。在中高纬度地区，气温是限制植被活动的关键因子，温度升高可以促进生长季开始期的提前，而降水增加则会妨碍植被生长；在较低纬度地区，水分是影响植被活动的关键因素，高温造成的水分亏缺会导致植被生长季缩短。从植被物候期对各气候因子响应的时滞性来看，荒漠草原过渡带植被的物候期对气温变化的响应最迅速，对蒸散的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对降水的响应不存在时滞差异。
本文回顾了西北干旱区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对水资源影响的最新研究进展，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个角度综述了水资源变化的原因，以及未来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变化与适应对策。研究表明：1961年以来西北干旱区呈现明显暖湿化趋势，其中冬季增温最快，夏季降水增加速率最大。伊利河谷、塔城等地区增温趋势最大，北疆降水量增加最多。受气候变暖导致冰雪快速消融和山区降水增加的影响，西北干旱区西部河流黑河、疏勒河、塔里木河出山口径流量显著增加。由于东部河流石羊河径流的补给主要靠降水，降水的减少导致径流呈现下降趋势。不合理人类活动造成石羊河、黑河和开都河中下游径流减少。本文提出了西北干旱区亟待深入研究的任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水资源影响；未来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预估；气候变化归因研究；气候变化-社会经济活动一体化适应策略选择；水资源科学合理定量分配等。
本文以中国北方城市天津为例，采用Sandia及Danish两种方法生成典型气象年（TMY）数据，并借助TRNSYS软件模拟得到3个时段（1961-1990年、1971-2000年和1981-2010年）典型办公建筑的逐时负荷，评估气候变化对典型气象年数据及模拟负荷的影响。结果表明：Sandia和Danish生成典型气象年的方法在天津均有较好的适用性，Sandia方法采用6个气象要素生成的典型气象年数据代表性满足要求。受气候变化影响，典型气象年数据变化较大，采暖期（11月-翌年3月）较制冷期（6-9月）的变化更明显；从30年均值差异看，1981-2010年相对于1961-1990年，建筑供热负荷减少5.2%，而制冷负荷增加1.6%。因此，在使用典型气象年数据进行建筑设计能耗评估时需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快典型气象年数据的生成和更新工作。基于天津现行使用的典型气象年数据模拟得到的办公建筑制冷负荷较1981-2010年偏低6.7%，供热负荷偏高4.7%。表明采用现行典型气象年数据进行建筑能耗评估时，会造成制冷负荷偏低，供热负荷偏高，从而降低人体舒适度及造成供热能源浪费。
以30省域为研究单元，基于能源消耗测算了中国省域2003-2014年交通运输系统的碳排放量，探究了中国省域交通运输系统碳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碳排放量持续快速增长，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南北方向呈"倒U"型的特征，且区域间相对差异逐渐减小。新疆、青海、甘肃这3省均为冷点地区，热点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历年交通运输系统碳排放重心基本位于河南省南部偏东地区，呈现东北-西南的方向格局，并向正北转变。不同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碳排放数据变异的随机成分不同，且结构化差异呈减弱态势，而整体空间效应范围不断增大，溢出效应逐渐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