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估不同风光互补布设情景对气候-生态的综合影响，基于自主研发的气象-风光耦合数值模型及生态过程机理模型，构建涵盖“布局设计-气候模拟-生态响应”的多情景比较评估方法。以内蒙古阿拉善与新疆哈密两个典型风光互补区为例，在“风光联合发电最稳定”与“风光等面积布设”两类约束条件下，兼顾主导风向的上下游空间关联，设计4种代表性风光互补布设情景，并开展敏感性数值试验。结果表明，风光互补电站的气候-生态效应受布局方案及区域气候背景共同影响，具有明显的情景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因此，在“沙戈荒”风光互补基地规划阶段，应结合区域气候特征开展多情景比较评估，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局地气候稳定与生态保护协同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光伏基地，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压舱石。文中融合CARE高分辨率辐射产品、甘肃站点观测及CMIP6模拟数据，评估了甘肃理论光伏发电量（TPG）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CMIP6模式模拟能力总体良好但存在差异，MRI-ESM2-0表现最优；未来TPG变化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路径所主导的气候响应机制。甘肃省TPG的未来演变强烈依赖于排放路径。在SSP2-4.5中等强迫情景下，TPG 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1世纪中叶增幅达 2.55 kW∙h/(m²∙(10 a)))；相反，在SSP5-8.5高强迫情景下，极端升温带来的组件“温度惩罚”将大幅抵消辐射红利，导致远期（2050—2070年）甘肃西部荒漠区出现显著衰退（局部至-9 kW∙h/(m²∙(10 a)))；在可持续发展路径（SSP1-2.6）下，TPG增长幅度有限，21世纪中叶后增长近乎停滞。本研究为区域光伏潜力评估与战略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决策支持。

为揭示湖北省风光资源日内互补特征并优化风光联合出力权重配置，本文基于1995—2024年ERA5逐小时再分析资料，构建风电和光伏归一化出力模型，并采用相关系数、综合互补指数、变异系数和联合出力标准差等指标，分析湖北省风光资源相位关系、联合出力平滑效应及统计最优风电权重占比。结果表明：湖北省风光资源具有明显的日内互补特征，但空间差异显著。中东部平原和丘陵区多表现为“昼光夜风”的错峰结构，综合互补性较强；西部山地和部分高海拔区风速与辐射日变化更趋同相，互补性相对较弱。以联合归一化出力标准差最小为目标，全省统计最优风电权重占比约为68%，对应联合出力波动明显降低；引入土地利用基础约束后，可开发网格占比为49.15%，统计最优风电权重占比调整为67%，说明基础用地约束主要影响可开发空间范围，对省域最优权重关系影响较小。典型不利天气情景下，风光组合仍能降低单一光伏出力波动，但主导支撑能源随天气类型不同而变化。地形分层结果进一步表明，海拔升高会增强风速与辐射日变化同相性，并提高统计最优风电权重占比。研究结果可为湖北省新能源站址布局和源侧风光协同配置提供参考。

系统评价地方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与行动状况，对科学执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收集了中国除台湾省以外的33个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相关742份文件，借鉴国际上分析方法，识别了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与行动状态，分析了适应举措指数得分，以及适应性能力与适应准备度得分。同时，通过计算Kendall’s tau-b、Spearman-rho和Pearson相关系数，识别了适应举措指数与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集中在制定与执行生态保护相关法规与经济刺激策略、生态系统管理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生态灾害及有害生物防范、生态退化治理和生态监测、生态空间优化、适应技术发展、综合生态保护对策与监管方面。(2)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涉及极端事件及衍生灾害预警、防灾减灾、应急，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监测与监管，生态空间区划与优化，能力建设方面6类行动31类具体措施。(3)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无悔策略、低悔策略、双赢策略、灵活适应性策略，以及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但主要为响应性行动措施。同时，包括防范风险、减少脆弱性、增加韧性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措施。(4)生态保护领域适应举措指数得分属于中等（各省总得分为8.5~14.0)。(5)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得分都属于中等（分别为2.5~4.0和3.0~5.5)。(6)生态保护领域适应举措指数与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研究结果说明，中国省级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对策与行动在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响应目前生态系统变化方面，并以无悔和低悔适应行动为主，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措施、适应性能力与适应准备度方面都还需要加强。

科学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玉米产量的时空变化特征、量化农艺管理措施（灌溉、施肥、品种）对不断加剧的气候胁迫的缓解效应，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全国248个代表性田间试验数据，运用CERES-Maize作物模型，模拟分析1981—2023年中国玉米产量的时空格局，解析气候与技术进步对产量的贡献，并进一步采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量化气候因子对产量的响应阈值。结果显示：1981—2023年，全国玉米实际产量以147 kg/(hm²∙a)的速度增长，但仍有28%的站点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同期潜在产量变化趋势更严峻，62%的站点呈显著下降趋势。气候变化对单产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38.6 kg/(hm²∙a))，而技术进步表现出积极影响（185.6 kg/(hm²∙a))，其中品种是主要贡献来源（除西北灌区受水肥主导)，贡献率达81.4%，而水肥管理的贡献率仅为18.6%。阈值分析表明，生育期日均温（阈值20.5℃）与总降雨量（阈值490.8 mm）是限制产量的关键气候因子。无水肥胁迫虽能提升产量，但气温阈值降至19.2℃；最优品种（站点上所有品种中模拟产量最高的品种）显著降低玉米对降雨的依赖，使降雨阈值降至288.0 mm，同时在高温区显著缓解高温胁迫。尽管最优品种与无水肥胁迫能有效提升气候韧性、突破部分产量停滞，但无法完全消除极端气候、尤其是高温的约束。未来构建高产生产技术体系时，突破高温限制将是持续增产面临的关键挑战。

公众参与是提升气候变化应对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机制。《巴黎协定》确立的“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框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由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行动导向的自下而上模式，公众参与在减缓、适应和气候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中运用文献计量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全球气候治理公众参与的范式演进、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公众参与正经历从国家主导、边缘化参与的旧范式向制度化、数字化、行动化的新范式转型，但转型过程面临个体表达极化、多主体协同失衡和参与不平等等结构性困境；新范式的形成依赖于以《巴黎协定》为基石的制度空间拓展、气候风险社会化和数字技术赋能的共同推动；中国在为他国提供公众参与路径及价值参考的同时，应通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强化气候风险沟通、推动社区适应行动、建设数字化参与平台和提升公众气候素养，深入拓宽本土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路径。本研究为完善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台风虽然带来严重的风雨灾害，但它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补给来源。然而，现有评估多侧重于单一的灾损统计，缺乏对降水资源化效益的量化评价。为此，本研究利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PI）与日极大风速资料，提出并构建了基于致灾性与资源性的台风综合影响评估方法（TC-CIEA)。该方法以前期干湿背景为基础，通过计算台风影响前后的SPI增量来量化降水缓解干旱的程度，并引入17.2 m/s（8级）大风作为致灾熔断阈值，实现对台风致灾风险与补水效益的科学区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台风综合影响指数（TCII）与相对净影响指数ρ，依据资源项与致灾项的物理比例关系将台风综合影响划分为五类客观类别，并基于1981—2023 年共521个台风样本验证了分类标准的稳定性。以典型台风“杜苏芮”及“泰利”为例进行事实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客观地反映了“杜苏芮”在华东沿海及华北东部致灾、而在华北西部（山西等地）解除干旱的空间差异；也客观量化了“泰利”外围降水在未触发大风致灾阈值下，有效缓解华南等地前期高温干旱的水资源补充效益。相比传统单一视角的灾害评估，本研究有效弥补了“只见灾害、不见资源”的局限，可为台风灾害精细化防御与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提供更全面的决策依据。

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事件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灾害的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文中基于改进的损失函数预估中国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极端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并将其嵌入动态CGE模型中劳动与资本的复合函数，实现长时间尺度累积效应下间接经济损失的系统性预估。结果表明，SSP245情景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少，3种情景（SSP126、SSP245和SSP585）下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均呈先增后减趋势。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呈现明显的“乘数效应”，损失速率逐渐攀升，SSP585情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明显高于其他情景，到2060年，这一间接经济损失数值高达直接经济损失的10倍。间接经济损失变化在生产、贸易和收支3个模块中存在明显差异：生产模块中，总产出呈先增后减趋势，除采掘业外，其他6个部门产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贸易模块中，总消费和进口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出口持续下降趋势明显；收支模块中，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基于1961—2020年全国585个气象站点的逐日平均气温、风速和相对湿度资料，采用人体舒适度气象指数（BCMI）和GIS空间插值技术，从年、四季、月和节气等不同时间尺度系统分析了中国人体气候舒适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敏感性和贡献率方法探讨了人体舒适度变化的成因。结果表明：1961—2020年中国年舒适日数平均值为180 d，整体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近60年全国年舒适日数面积加权平均值呈2.8 d/(10 a)的增加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增幅更显著，舒适日数减少的区域集中在华南地区中南部。春、秋季（3—5月与9—11月）全国分别有14.9%和6.6%的站点由冷不舒适转变为舒适，夏季（6—8月）华中、华北、华南等部分地区由舒适变为热不舒适，气温增加是驱动BCMI值变化的主导因子，风速减小次之；两湖和川渝地区部分站点夏季（6—8月）风速增加且气温微弱下降，导致由热不舒适变为舒适。小满节气（约5月21日—6月5日）全国舒适区面积最大（舒适站点数占全国总站点数的93.2%)，小暑—大暑（约7月7日—8月7日）和小寒—大寒节气（约1月6日—2月4日）全国热不舒适和冷不舒适区面积最大，对应站点数占全国总站点数的28.1%和92.3%。与时段I（1961—1990年）相比，时段II（1991—2020年）全国舒适期延长，春季由立夏节气（约5月5日—5月21日）提前至谷雨节气（约4月20日—5月5日)，秋季由秋分节气（约9月23日—10月8日）推迟至寒露节气（约10月8日—10月24日)，夏季热不舒适程度加强，冬季冷不舒适程度减弱。

为构建一套适用于地方实践的多目标空间协同优化与治理框架，以浙江丽水市为例，基于集成物种分布模型与系统保护规划平台，模拟了生物多样性-碳储量、生物多样性-碳汇及三者协同3种情景，据各情景在空间的重叠度划分出生态基底区、功能优化区与重点强化区3类协同治理区。结果表明：3类治理区在空间分布、生态内涵与管理导向上差异显著。在空间格局上，生态基底区分布偏重区域西部，功能优化区和重点强化区偏重区域南部与东部。在生态特征上，生态基底区为成熟稳定的生态系统，碳库规模庞大；功能优化区是处于生长恢复阶段的生态系统，碳汇增长潜力突出；重点强化区为稳定且有活力的生态系统，物种丰富，兼具高碳储量与高碳汇能力。据此，在管理导向上，地方未来在空间规划格局上应逐步构建“绿色转型-恢复提升-智慧管控”的差异化治理策略体系，分区实施生态保值转型、生态修复增值与精准正向干预等差异化管理措施。

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届缔约方大会（COP30）上，公正转型议题在走向集体行动和实施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大会授权启动建立“公正转型机制”。这一成果不仅回应了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要求开展实际行动的核心关切，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该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即从一个松散的、以信息分享为主的对话平台，转向一个旨在推动实质性国际合作与行动的制度化框架。本文旨在系统分析COP30在公正转型议题上取得的主要成果，深入探讨其对未来国际谈判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判公正转型全球治理在未来进程中将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核心焦点问题，并展望其发展前景与中国应扮演的角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届缔约方大会（COP30）首次将贸易议题纳入气候谈判议程，有望为促进清洁能源产品贸易的规模化增长带来新机遇。然而，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博弈和绿色技术竞争为清洁能源产品贸易的有序运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文章总结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成果和国际地缘政治的新动向如何影响清洁能源产品贸易，并重点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出口的格局演变和潜在影响。研究认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清洁能源产品贸易应重点推进以下方向：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化法律反制、巩固产业链综合优势维护出口竞争力、统筹国内外压力增强出口盈利的可持续性、锚定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释放出口增长潜力，以此为中国促进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自愿碳市场是引导气候资金分配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却因漂绿事件频发而面临诚信危机。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市场于2024年重启，正处于发展初期，必须正视漂绿隐患，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目前对自愿碳市场漂绿现象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碳信用项目评估或碳信用买方的虚假绿色营销，缺乏对漂绿行为的系统梳理。本文建立了自愿碳市场漂绿行为的整体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各参与主体的漂绿动机与行为模式，发现漂绿不仅存在于单一主体，更因多主体合谋而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本文指出了漂绿现象背后自愿碳市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结合国内外反制措施经验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CCER机制的高质量发展，成就我国碳市场双轮驱动模式，为全球碳市场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