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梳理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其4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从初始框架构建，到系统化与部门完善，再到基于科学研究的系统升级，最终形成最新指南。根据《巴黎协定》第13条所指的透明度框架的模式、程序和指南（MPGs)，基于《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阐述了清单编制的规范与要求。对比分析了MPGs中的强制性要求（“必须”类条款）和非强制性要求（“应当”“可”“鼓励”类条款)，揭示了其“强制性规范+灵活性空间”的制度设计。最后，指出了中国在编制双年透明度报告（BTR）和温室气体清单文件（NID）时面临的由1996年指南向2006年指南过渡中存在的活动水平数据收集、排放因子确定等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并建议加快建立符合MPGs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制度。
当前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处于加速状态。本研究评估了在冰盖快速消退极端情景下中国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永久性淹没风险，采用高程面积法对未来情景下海平面上升淹没范围进行模拟。在未来SSP1-2.6与SSP5-8.5气候情景下，中国沿海地区新增静态永久性淹没范围从2100年的0.32%~2.29%上升到2150年的1.14%~6.33%。现有沿海设防可较好地应对缓发性永久淹没的过程，主要风险存在于因基础水位抬升引起的高潮位洪水和顶托效应，以及对极端洪水致灾频率的放大效应，需要及时评估沿海设防水平的能力并采取相应措施，重视极端复合灾害放大效应的影响。在未来冰盖不稳定的“黑天鹅”情景下，海平面上升范围将远远超过沿海设防能力，导致大范围的缓发性静态淹没。到2300年时，“黑天鹅”情景下的淹没范围占沿海地区比例将达6.26%~18.89%。极地冰盖失稳会导致极高的海平面上升速率，预留给沿海适应（如提高设防）的窗口期较为短暂，容易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沿海地区需重视海平面上升的“灰犀牛”和“黑天鹅”情景下的新兴风险，以满足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和风险管理决策的需求。
农业生产面临的气候风险日益加大，亟需加强适应能力建设促进农业适应行动的广泛开展。文中通过文献综述回顾中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在科学认知上取得的进展以及对适应行动的支撑，按照农业气候资源高效利用、农业防灾减灾、生态治理和气候风险管理的逻辑层次总结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上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开展农业气候风险系统评估、甄别适应优先事项、构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制定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和提升适应气候变化公众意识等建议。
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复合干热事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增加，影响了全球粮食产量。小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总结当前全球小麦主产区复合干热事件的时空格局变化，梳理了当前复合干热事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程度,明晰了复合干热事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机理与研究方法。结果表明，1960—2020年全球小麦主产区发生复合干热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已经对小麦产量形成严重威胁，预计未来会进一步增加和强化。陆气系统与作物生理胁迫的相互作用使得复合干热对小麦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未来研究亟需构建具有农作物生理意义的复合干热事件危险性指标，利用统计模型和作物生长模型深入探究对复合干热事件的响应机制，进一步研究不同维度、方法和模型的融合，以加强对复合干热事件的适应和风险预估，以期为深入理解复合干热事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对水稻病害的影响日益显著，已成为影响全球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文中综述了气候变化影响水稻病害的主要机制及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气温升高加速病原体生命周期，提高其孢子萌发、侵染和扩散能力，同时抑制水稻防御激素信号通路，削弱其免疫能力；降水模式的变化不仅影响田间湿度和病原体传播，还通过改变水稻冠层结构和根际环境，调控微气候与土壤微生物群落，间接影响病害的发生与流行；大气CO2浓度升高改变水稻碳氮代谢，降低抗病次生代谢物含量，而O3浓度升高则通过氧化胁迫破坏水稻的物理防御屏障，干扰病害信号传导网络；极端天气事件如台风、干旱增加水稻的生理胁迫和易感性，并助推病害远距离扩散。当前研究虽揭示了部分关键机制，但在跨区域、长时间尺度的监测和系统性解析方面仍存在局限，尤其是病原体的适应性进化及其与水稻生理防御的动态关系仍需深入探讨。未来建议开展跨尺度、跨区域的系统研究，以揭示水稻病害在不同气候情景下的传播规律与动态响应。此外，应加快抗病品种选育、优化农艺管理、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从基因到田间、从预警到干预的全链条、多层次协同防控体系，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稻病害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8个CMIP6模式的逐日最高气温以及逐月叶面积指数（LAI）、总初级生产力（GPP）和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预估了3种情景（SSP1-2.6、SSP2-4.5、SSP5-8.5）下亚洲中高纬区高温热浪日数（HWD）的未来变化以及该区生态系统对其暴露度的响应。多模式集合（MME）预估结果表明：未来3种情景下整个亚洲中高纬区的HWD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越多，HWD增加越显著。随着高温热浪的增加，未来LAI、GPP和NPP的暴露度也将增加。其中以SSP5-8.5情景下的增幅最大，LAI、GPP和NPP的暴露度到21世纪末期相比参考时期（1995—2014年）将分别增加12.1倍，14.9倍和14.3倍，特别是在勘察加半岛、中亚南部、中国新疆、韩国和日本等地。从影响陆地生态系统暴露度的因素来看，气候因子占主导作用，其次为非线性因子，生态因子的贡献最小。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增多，从21世纪近期到末期，气候和生态因子的贡献逐渐减小，非线性因子的贡献不断增大，高温热浪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将更倾向于气候和生态系统的综合作用。
人口暴露度是衡量地区或国家面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的重要指标。虽然已有大量关于极端高温事件的归因工作，但关于人类活动对极端热暴露影响的研究仍很匮乏。本文基于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6阶段（CMIP6）数据和全球网格化人口数据（GlobPoP)，以破纪录的2022年中国极端热暴露事件为例，将事件归因框架从事件本身拓展到事件影响层面，提出了人类活动影响极端热暴露事件的归因方法。以日最高气温超过35℃和40℃阈值定义的极端高温和人口暴露度（Tx35E和Tx40E）为指标，发现1990—2022年中国极端高温日数和极端热暴露持续增加，东部增长趋势最明显。偏差订正后CMIP6多模式归因分析表明，人类活动增加了类似中国东部2022年极端热暴露事件发生概率，使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初夏35℃极端热暴露事件的发生概率分别增加了1.4倍和2.4倍。人类活动还增加了极端热暴露度和暴露比例。盛夏高温日数越多，人类活动对热暴露度值和暴露比例的影响越明显。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分别有3.2%（46.5×106人∙d）和1.2%（17.9×106人∙d）的总人口因人类活动而额外暴露于盛夏35℃以上的极端高温中。对于Tx40E，虽然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40℃以上的极端高温事件较少，但人类活动仍加剧了热暴露事件的发生概率，并带来了额外的极端热暴露。
碳预算作为支撑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量化路径。系统比较不同国家碳预算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模式，对于我国碳预算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中从顶层设计、目标分解、监测评估及调整机制4个方面，对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碳预算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国均通过立法确立了碳预算框架，但在实施模式上呈现差异：英国采用五年期碳预算，基于部门减排潜力设定目标；德国实施行业年度碳预算，并设有缺口填补机制；法国按照部门和温室气体种类细化五年预算。此外，三国均建立了独立评估体系，成立独立的专家委员会，但预算调整机制存在差异。未来我国可结合碳排放强度和总量调控的政策实践，稳步推进碳预算管理，完善法律保障，采用上下互动和行业分解的模式，强化科学支撑，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系统化的政策支撑。
聚焦中国海上风电制氢技术的经济性评估，通过构建平准化制氢成本（LCOH）模型对海上风电交流输电岸上制氢、直流输电岸上制氢、平台制氢管道输氢以及平台制氢船舶运氢进行研究，考虑电解槽种类以及离岸距离对制氢技术经济性的影响，设置了8种技术方案，3种情景（离岸距离分别为20、60、100 km)。此外，选取风电电价和电解槽成本对制氢技术经济性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表明：(1)平台制氢的经济性优于岸上制氢。当离岸距离超过20 km时，海上平台制氢结合船舶运输方案更具成本优势。(2)岸上制氢中，与交流输电相比，由于直流电缆成本低、损耗小，因此直流输电更具竞争力。(3)碱性电解槽（ALK）技术较质子交换膜（PEM）更具备显著成本竞争力，基准情景下LCOH分别为38.94~44.33元/kg和53.68~60.39元/kg。(4)电价与电解槽投资成本对LCOH的影响均呈线性特征，当电价或电解槽设备投资成本上升时制氢成本呈线性增长。(5)若采用海上风电弃电（电力价格为0)，岸基制氢成本显著降低，大幅提升氢气的经济性，同时有助于改善当前海上风电消纳能力不足的现状。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成为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文中在梳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基础上，重点对涉林谈判的主要议题：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清洁发展机制（CDM）林业碳汇项目、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以及森林可持续管理及保护和增加森林碳储量（REDD+）的进展进行分析。LULUCF规则持续完善，当前通过国家自主贡献（NDC）纳入国家减排体系；CDM林业碳汇项目发展曲折，但为全球碳市场协同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REDD+推动发展中国家森林保护，在实施、资金和治理模式等方面进展显著。研究发现尽管涉林谈判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资金机制，碳汇监测、报告与核查（MRV)，市场波动，自然灾害风险，森林社区权益保障及跨部门合作方面的挑战。研究认为，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森林治理应重点推进以下方向：完善森林融资机制，推进气候智慧林业建设、增强碳汇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运作，强化森林社区权益保障及自然风险抵御机制、深化跨部门合作以遏制毁林，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发挥森林多重效益，以期为我国林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