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圈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影响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全球尺度看，冰川的物质损失量（即冰川冰的融水量）2000—2019年整体表现为(48±16)~(57.6±13) Gt/(10 a)的加速趋势，但不同区域差异较大。从流域尺度看，不同流域冰川融水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程度各异，主要取决于不同流域冰川规模大小及不同规模冰川的组成特征。尽管对全球不同冰川区的冰川融水未来变化趋势，尤其拐点出现时间的认识仍有所差异，但对于冰川融水空间变化整体格局存在共识，即未来全球冰川融水的变化趋势受控于冰盖及高纬度大型冰川的变化速率。全球变暖导致融雪期间径流年内分配出现明显变化，表现为流域融雪期明显提前，提前的日数主要集中在20 d以内，其次是消融早期的融雪径流明显增加，峰值流量到达时间提前。预估未来雨雪比增加将导致积雪储量减少，同时增加升华量，进一步强化融雪径流的提前时间，导致流域融雪径流贡献减少。气候变化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多年冻土水文过程，表现在下垫面水文效应、活动层径流调蓄作用和多年冻土层上水变化三方面。在下垫面水文效应方面，地表冻融作用的加强、热融喀斯特的扩张和活动层加深，直接影响地表产汇流过程和能力，进而影响地表径流的年内分配；在活动层径流调蓄方面，活动层变化不仅影响地表径流过程，也影响活动层内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壤中流，更影响多年冻土层上水的补给和径流能力，更重要的是活动层的冻融及深度变化，对上述水文过程起到年内到长期的水文调节作用；在多年冻土层上水变化方面，通过各种方法获得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多年冻土退化已经或多或少对地下径流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是多年冻土退化对河流的直接补给作用，且补给的数量似不可忽视，有些流域甚至达到一定量级。

气候变化导致了青藏高原冰冻圈的快速变化，增加了冰冻圈灾害发生的规模和频率，严重威胁着冰冻圈区域工程和运营安全，影响青藏高原冰冻圈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福祉。文中分析了青藏高原冰冻圈区域工程所面临的挑战，阐述了近年来青藏高原冰冻圈变化及其未来变化趋势。从冰冻圈灾害类型和观测到的冰冻圈灾害对工程影响的视角，探讨了冰冻圈变化和灾害对工程设计和安全运营以及工程建设和维护经济成本的影响。提出了减缓气候变化下冰冻圈变化和灾害的应对策略，并讨论了工程的应对策略和技术措施。

冰冻圈人文地理环境是研究冰冻圈区人类活动（人口、生计、文化、经济、政治等）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的一门学科，与冰冻圈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紧密关联。该学科主要关注冰冻圈区人类活动、人类如何适应冰冻圈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综合影响。研究显示：(1)对1970—2024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原住民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与其他关键词关联度也最高，可持续发展、文化、气候变化适应、社区、健康紧随其后，这些关键词具有显著地位，是冰冻圈人文地理环境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关键词聚类形成“气候变化适应、政治、可持续发展、原住民、航道、健康、食物安全、资源、文化和旅游”10个最具代表性的集群。(3) 1990—2020年间，北极地区人口数量呈小幅减少趋势，青藏高原地区呈增长态势，受冰冻圈环境限制，人口跨区域迁徙较弱。(4)冰冻圈文化以海猎、狩猎、游牧传统文化为主，宗教以原始多神教为主，民族及其语言多元，受现代生活方式和气候变化影响显著。(5)环北极冰冻圈地区以传统驯鹿和渔业活动为主，矿产-油气资源开发主要由企业运营，海冰减少促进了环北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青藏高原冰冻圈区经济结构以畜牧业为主。(6)冰冻圈旅游机遇与风险并存。气候变暖使冰冻圈旅游舒适度增加，环北极旅游可达性也在增强，但是中低纬地区冰雪资源受变暖影响显著，已危及滑雪旅游可持续性。(7)极地冰盖和海冰消融加速，增强了极地资源的可获取性。因涉及多国利益，各国都意图拓展领土或势力范围，获取更多资源，致使大国间博弈不断加强。中低纬冰冻圈地缘政治问题主要聚焦于“水冲突”。鉴于气候变化对冰冻圈人文地理环境影响显著，未来应多关注冰冻圈区原住民生计与福利水平提升、冰冻圈区原住民民族自治、极地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3个方面的研究。

本文系统回顾了2010—2023年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背景下中国区域发生的重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重点分析这些事件特征及社会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结了这些事件最新的归因研究进展。2010年以来的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中占比最高的是极端降水与洪涝事件和台风，分别为27%和15%；其次为极端高温、干旱、低温雨雪相关的冷事件以及雾霾沙尘相关的污染事件，占比均在11%~12%之间；最后相对较少的是强对流天气和其他类型气象事件，占比分别是7%和6%。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中国地区的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和干旱等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极端事件趋势归因关注气候变化对极端事件长期趋势的影响。极端高温和干旱事件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人为强迫，而极端降水、干旱、野火等极端事件也与人类活动引起的增暖联系紧密。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是推动我国极端事件长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单个（单类）事件归因关注极端事件自身发生概率和强度的变化。基于环流相似法、大气模式方法和“故事线”等归因方法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显著增加了极端高温、干旱野火事件以及复合干旱事件的强度和发生频率，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低温事件发生概率和强度；对降水事件的影响程度因事件类型存在一定差异，但多数研究结果倾向于人类活动加剧了极端降水事件的风险。尽管近年来极端事件归因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对例如强台风、强对流天气以及其他类型复合事件等极端事件的归因研究尚有不足。此外，极端事件归因研究还面临观测资料不足、气候模式发展滞后等挑战。建立实时检测归因系统将对防灾减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地表细颗粒物（PM_2.5）和臭氧（O₃）重污染事件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文中综述了中国近几年关于气候变化对PM_2.5和O₃重污染事件影响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PM_2.5重污染事件主要发生在静稳天气条件下而O₃重污染事件主要发生在高温低湿天气条件下。气候变化（包括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和大气成分变化驱动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影响大尺度环流和区域环流进而影响局地重污染气象条件。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影响PM_2.5的研究较为系统，能识别气候因子或全球变暖对典型重污染事件或重污染事件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但气候变化影响O₃重污染事件的研究还较少。

衡量排放物气候效应的指标有两种最为常见：全球增温潜能（GWP）和全球温变潜能（GTP)。这些指标是制定排放政策的基本科学依据，对制造业和相关经济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理解排放和减排水平对过去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定量影响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文中围绕IPCC第五和第六次评估报告针对GWP和GTP的讨论，对排放物气候效应指标的基本概念及其30余年的发展史进行了综述，详细介绍了常见排放物气候效应指标GWP和GTP的概念和算法，并系统分析了两者的区别和适用性。GTP与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变化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在评估温室气体对地表气温的影响方面具有潜在优势。然而，GTP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例如气候敏感性因素的影响、地球系统中的热交换以及目标时间点的选择。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排放物气候效应指标，并探讨了排放物气候效应指标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从气候金融的定义及起源出发，分析了气候金融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目前的状况、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重点剖析了多边开发银行气候金融的创新实践及借鉴意义。最后对促进中国未来气候金融发展提出了7条建议，即完善气候金融政策体系、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气候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数字化技术应用、建设高质量气候投融资项目库、探索气候金融量化方法，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利用1979—2019年青藏高原107站逐日降水资料、ERA5再分析资料等，揭示了青藏高原雨季建立的区域性特征，并讨论了各分区雨季建立进程中大气环流的不同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中东部、南部和北部的降水进程、降水集中期和降水量等均不同，因而在此3个分区内的雨季建立表现出了不同特征。(2)青藏高原中东部降水于第27候左右开始明显增多，呈两峰型。其雨季的建立伴随着中纬度西风的减弱，印度西海岸和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在高原南缘汇合，以及西南风水汽输送的大幅增加。高原南部降水在第32候左右开始活跃，呈单峰型，其雨季建立对应于西风环流进一步北撤、印度半岛上空对流系统的发展，以及对流层中层西南水汽通量的大量输入。高原北部降水在第29候以后明显增强，呈单峰型，雨季的建立对应于东亚西风急流的北移西伸和高原东、西部风切变的增强。(3)高原各分区雨季建立所对应的水汽来源不尽相同，高原中东部和南部水汽主要来源于南边界和西边界，高原北部则以北边界和西边界为主。近41年，高原中东部和南部雨季建立时间的提前趋势与其区域水汽总收支的显著增加趋势密切相关。

当今中国正面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双重挑战，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文中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之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例，主要运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与固定效应的混合模型，分析碳市场试点的减污与降碳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政策在有效减少了试点地区碳排放量与碳强度的同时也减少了这些地区工业SO₂的排放量与PM_2.5浓度，但对工业废水与工业烟粉尘排放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惩罚机制更严格、财政依存度更高的地区，该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果更显著。从市场活跃度的角度来看，碳交易量、碳均价、有效交易天数均对减污降碳没有影响。

高铁运行阶段直接产生的CO₂排放微乎其微，但因列车运行需要电力牵引，上游发电端带来的碳排放不可忽视。文中综合考虑了发电结构以及不同发电方式的碳排放水平，将高铁运行阶段碳排放因子作为高铁环保程度的评估指标。测算结果表明，2018、2019年我国高铁运行阶段碳排放因子水平为27.19、27.09 g CO₂/(人·km)。考虑发电端碳排放的高铁运输方式相较于公路、民航客运仍具有显著的环保优势，但发电结构中火电占比偏高导致我国高铁碳排放因子水平高于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结合我国未来年发电结构的预测，当各发电方式碳排放水平较现状波动不大时，2030、2050年我国高铁运行阶段碳排放因子水平分别为10.87~14.18、2.83~9.49 g CO₂/(人·km)，分别比高铁列车运输能力利用率较高的2019年降低了47.66%~59.87%、64.97%~89.55%。煤电碳排放因子下降时将实现高铁碳排放因子的同步下降，故推进煤电低碳化生产，高效应用煤电清洁生产新技术，有望进一步提升高铁低碳优势。研究成果将促进交通运输行业与能源行业相互协作，助推“双碳”战略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完成了《巴黎协定》下的首次全球盘点，其中，对于2020年前全球气候行动整体进展的评估是此次全球盘点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是否兑现2020年前气候承诺是推动《巴黎协定》持续有效实施和开展2020年后气候行动的基础。但是，当前全球整体气候行动距离《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其中，发达国家未能有力履行“坎昆协议”下的2020年前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提出适当减缓行动目标但履约进展普遍难以评估。此外，发达国家的2020年前减排目标履约过程中还出现减排目标缺乏力度、提出目标时已经实现了部分减排目标、主要依靠疫情的排放下降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减排贡献、未能履行出资减排承诺等问题，并对发展中国家获取低碳技术支持等方面制造技术封锁以及信息获取障碍。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持续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超额完成了2020年气候目标，并在2020年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胜利，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重要贡献。建议各方注重切实行动而非空喊口号，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带头强化行动，尽快填补2020年前行动差距，强化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支持，以保障发展中国家依据国情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和风向标。2023年全球气温刷新器测纪录，年底的COP28更是打破历次COP参会人数纪录，正式注册参会代表超过8万人。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平台，无论是大会成果还是参会人员都直接反映了气候治理背后的推动力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向。通过分析历届COP参会人员及构成、中美两国COP28的参会代表组成，结合中美两国气候政策以及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现状，探讨COP28大会上中美两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注焦点。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与COP大会参与代表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美国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的消极态度，积极参与大会。COP28大会期间，美国侧重于政治层面发力，以联邦政府官员作为主要参会群体。中国在积极开展政治磋商的同时，参会代表中更多出现的是新能源等行业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对中美气候政策和公众认知的梳理表明，中美两国国内气候政策和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增强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