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感温度（Apparent Temperature，AP）描述了人体实际感受到的温度。文中基于我国1960—2019年的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等气象要素数据，估算并分析了4个典型气候区（湿润区、过渡区、干旱区和青藏高原）AP的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高温风险。结果发现：(1)在空间分布上，AP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平均AP值由湿润区（约为17.0℃）逐渐向干旱区（约为7.0℃）和青藏高原区（约为0.6℃）递减；(2)全国AP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4个典型气候区的上升速率分别为0.29℃/(10 a)、0.27℃/(10 a)、0.15℃/(10 a)和0.13℃/(10 a)；(3)气温变化对AP的贡献率最高，约为92.4%，其次是风速及相对湿度，约为5.6%和2.0%；(4)典型气候区的高温风险天数变化呈现空间异质性，湿润区和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

基于区域气候模式RegCM4对4个全球气候模式的动力降尺度模拟数据及未来人口预估数据，预估了SSP2-RCP4.5情景下全球升温1.5℃和2℃时，中国群发性高温事件（cluster high temperature events，CHTE）和CHTE人口暴露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5℃和2℃升温阈值下，多模式集合（MME）预估CHTE年均频次相对于基准期分别增加31%和44%。不同强度事件中，严重CHTE事件的频次在1.5℃和2℃升温阈值下可分别增加约4.2倍和6.8倍。事件强度、持续时间、频次等指标趋向高值的发生概率更大。相对于2℃，1.5℃温升阈值下CHTE年均频次、持续时间和累计强度在全国大范围呈降低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年均频次的降幅自北到南递增，新疆和长江以南地区持续时间年均减少6 d以上（全国平均降幅为0.2 d)，我国中东部地区累计强度年均减少20℃以上、新疆东部减少50℃以上（全国平均降幅为0.6℃)。此外，在1.5℃和2℃升温阈值下，MME预估CHTE影响人口的变化均呈现南增北减的空间分布，内蒙古地区略有减少，中东部地区普遍增加，全国总影响人口分别增加1.4倍和1.8倍。高温事件对城市的影响人口增幅更大（分别增加2.9倍和3.8倍)，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地区增幅最明显。全国的CHTE强度暴露度（分别增加2.2倍和5.2倍）和综合暴露度（分别增加1.2倍和1.8倍）呈明显增加趋势，特别是2℃升温阈值下城市的CHTE强度暴露度和综合暴露度的增幅分别高达10倍和4倍。

受气候变暖影响，东北北部地区冻融灾害频发，对寒区工程设施造成了重要影响。地基温度场的研究是分析与解决工程基础冻融灾害的重要手段。文中我们以漠河机场跑道为对象，通过有限单元法研究了洁净砾石换填对机场道基温度场的影响，并对运行30年内道基温度场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换填使季节最大冻结深度（MSF）增加，且换填对道基下MSF的水平影响范围在道面中心线两侧30 m左右。之后，通过比较不同换填深度（1.5（顶）~3.5（底)、1.5~4.5、1.5~5.5和1.5~6.5 m）的道基温度场变化，发现：换填底部深度达到4.5 m时，MSF变化的速率开始减小。最后，根据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AR6）未来100年间不同气候变暖速率模型模拟研究了无换填与不同换填深度下的MSF可能变化。结果发现，到2100年，在SSP2-4.5情景下，未换填及不同换填深度的道基下MSF分别为1.63、1.86、1.84、1.84和1.84 m。因此，利用换填法来减少跑道冻融灾害时换填深度应至少达到4.5 m。同时，应加强漠河机场道基地表水与该跑道区地下水的防排水设施建设与维运。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换填对多年冻土和活动层水热状态的影响，可为解决道基冻胀和融沉问题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气候暖湿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大气水汽含量的增大通过影响地表辐射进而影响多年冻土地表能量分配及其热稳定性。以青藏高原中部北麓河地区的气象数据与活动层水热数据为基础，分析了2 m处空气相对湿度和夏季典型降雨事件对地表反照率及辐射四分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大气水汽通过削弱太阳短波辐射，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增加向下长波辐射，进而降低地表反照率。大气水汽对地表辐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夏季大气水汽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削弱作用最明显，并且发射的向下长波辐射较多；冬季大气水汽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削弱作用相对较弱，发射向下长波辐射较少。在研究时段内北麓河地区夏季和冬季空气相对湿度每增加10%，太阳短波辐射日均值分别减少54.9和9.8 W/m²，向下长波辐射日均值分别增加14.8和3.9 W/m²。秋季空气中水汽含量的变化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最大，秋季空气相对湿度每减小10%，地表反照率增加0.15；春季最小，春季空气相对湿度每增加10%，地表反照率仅降低0.01。夏季不同典型降雨事件导致近地表水汽密度和浅层土壤含水量增大，使地表反照率降低。夏季不同类型降雨事件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大雨>中雨>小雨。研究结果为暖湿化气候背景下青藏高原中部多年冻土区地表能量平衡分析提供参考。

不同风光渗透率下的灵活性资源精细化评估有助于明确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阶段性重点任务。基于多时间尺度时序运行模拟模型，细化系统灵活性提升的成本构成，量化评估单一灵活性资源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不同阶段下对于新能源消纳的促进效果及系统运行成本差异。研究发现，现阶段低风光渗透率下，煤电灵活性改造和抽水蓄能分别在经济性和新能源消纳方面表现更突出。未来高风光渗透率下，煤电灵活性改造逐渐丧失了成本优势，气电的调节效果和经济性得到更好的体现，电化学储能和抽水蓄能对于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效益最佳。因此，现阶段电力系统灵活性提升的重点为煤电灵活性改造和抽水蓄能部署，以气电作为过渡资源的同时推进储能规模化部署。

工业化以来，甲烷（CH₄）造成的温升约0.5℃，减少CH₄排放对于稳步实现《巴黎协定》温升目标至关重要。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IPCC AR6）显示，1960—2019年，CH₄对总有效辐射强迫（ERF）的相对贡献为11%，对比1750—2019年，CH₄对总ERF的相对贡献下降，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气中CH₄浓度增长率发生变化有关。预估显示，到2050年全球CH₄排放有望实现高达45%的减幅，届时将降低变暖峰值水平，并可有效减少全球表面臭氧，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报告也指出，CH₄的源汇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准确量化CH₄源汇并归因仍具有挑战性。随着我国发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学界需加强CH₄源汇估算的研究，并进一步加强卫星监测大气CH₄浓度的反演算法，为我国CH₄相关管控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区域和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是企业用电间接碳排放核算的重要基础，但官方数据存在时间不连续和较长滞后的问题。文中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区域和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对2005—2021年电网碳排放因子进行计算。通过对比官方数据，验证了计算结果准确性，深入研究电网碳排放因子的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及其差异，并对两种电网碳排放因子进行应用场景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的空间分布呈东北高、西南低，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的空间分布呈东部高、中西部低，2005—2021年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地区间低碳发展的不均衡加剧。各省发电结构与输入电力来源不同导致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与所在区域电网的碳排放因子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显著高于区域电网，西部省份相反。为提升行业企业电力碳排放核算准确度，优先选择省级电网碳排放因子；为评估同一区域内各行业企业的减排成效，应避免各省电力差异导致的不公平问题，优先选择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

为分析集装箱港口集疏运重卡电动化的经济性，考虑购置税优惠、补贴、贷款、排放成本等因素，建立广义总拥有成本现值估算模型，构建经济性分析指标，并分析“购买底盘+电池”（方案1）和“购买底盘+租赁电池”（方案2）的经济性。结果表明，在设定条件下，无论是否考虑排放成本，两种方案都不具经济性，但考虑排放成本能有效缓解重卡电动化的成本劣势。当考虑排放成本且其他因素不变时，若电池租金<5.61万元，或电价≤1.28元/(kW·h)，或油价≥8.48元/L，或柴油重卡能耗强度≥0.40 L/km，或电动重卡能耗强度≤1.34 (kW·h)/km，方案2具有经济性。类似地，若使方案1具有经济性，应满足电池价格<22.11万元，或电价<1.23元/(kW·h)，或油价>8.72元/L，或柴油重卡能耗强度≥0.41 L/km，或电动重卡能耗强度≤1.28 (kW·h)/km。免征电动重卡购置税能有效改善两种方案的经济性指标。调增单位排放成本或电动重卡补贴额度虽能确保两种方案都具有经济性，但其所需调增幅度较高，可能增加重卡司机或政府的经济负担。

为确保“双碳”目标如期实现，中国政府加快了气候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导致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升高，进而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准确度量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3年中国13家主流新闻报纸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关键词频率，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了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通过时间区间替换、国内外对比来验证指数的稳健性和有效性。结果发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和深化期四个阶段，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准确识别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与国外指数相比，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仅可以反映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国际气候政策事件，也可以体现中国独特的气候政策变化和发展特点。该指数未来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气候政策、企业应对气候变化、金融机构管理气候风险、投资者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能源企业是绿色创新主要力量，补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手段，但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未被系统性分析。文中创新性地把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分为意愿和行为两个层面，以沪深两市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阈值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了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在创新意愿和创新行为两个方面的影响，以及补贴在创新意愿到创新行为转化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补贴对创新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呈“S型”，对创新意愿的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小规模、低负债、高盈利企业的创新有更强激励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新能源企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