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附件一/非附件一对缔约方进行了分组，在《巴黎协定》下，这种清晰的“二分”演变为以“发达/发展中”为区分的模糊“二分”。这种变化与其他多边机制对各国的分组分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通过对已经提交的百份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的分析发现，缔约方“自我定位”的苗头开始出现。从清晰“二分”到“自我定位”的发展趋势，有其合理性存在，但过犹不及，对全球气候治理释放出消极信号。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成为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文中在梳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基础上，重点对涉林谈判的主要议题：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清洁发展机制（CDM）林业碳汇项目、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以及森林可持续管理及保护和增加森林碳储量（REDD+）的进展进行分析。LULUCF规则持续完善，当前通过国家自主贡献（NDC）纳入国家减排体系；CDM林业碳汇项目发展曲折，但为全球碳市场协同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REDD+推动发展中国家森林保护，在实施、资金和治理模式等方面进展显著。研究发现尽管涉林谈判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资金机制，碳汇监测、报告与核查（MRV)，市场波动，自然灾害风险，森林社区权益保障及跨部门合作方面的挑战。研究认为，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森林治理应重点推进以下方向：完善森林融资机制，推进气候智慧林业建设、增强碳汇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运作，强化森林社区权益保障及自然风险抵御机制、深化跨部门合作以遏制毁林，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发挥森林多重效益，以期为我国林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参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届缔约方大会（COP29）通过了《巴黎协定》第六条，达成了包括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减缓工作方案、全球适应计划等决定在内的“巴库气候团结契约”一揽子平衡成果。COP29是在《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结束后、各方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前召开的承上启下的大会，其开幕恰逢美国宣布大选结果后的第五天，面对美国可能再退《巴黎协定》的阴霾，大会仍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力维护了多边主义，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然而，考虑到资金、减缓、全球盘点等部分成果的后续安排，大会程序出现有悖多边议事规则的新情况，以及美国“去气候化”政策前景和欧盟绿色政策保守化掣肘气候行动等新形势，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景面临不小挑战。建议妥善应对美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积极引导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走向，用好气候与贸易议题，加强中国气候资金机制相关研究，并提前谋划COP30工作方案。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新模式。过去十年间，伴随着《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不断完善、以5年为周期的执行机制持续推进、应对损失与损害和公正转型等新兴议题接连涌现，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朝着“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剧烈演变、地表平均温度多次突破历史最高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退群”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COP30贝伦气候大会将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又一重要节点，届时全球适应目标、减缓、毁林、公正转型等将成为重点谈判议题，《巴黎协定》执行机制也可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时值《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之际，回顾《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全球气候治理进展、深入分析当前多边气候谈判焦点和挑战、展望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走向，有利于我国积极发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推动贝伦大会达成平衡全面成果、进一步巩固全球气候治理共识。

在COP28达成的《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成果中，明确和肯定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对于推动全球设定气候行动目标和提升各方气候行动的重要作用，也重申了各方通过制定和落实国家自主贡献（NDC）在实现《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集体进展。从《巴黎协定》缔约方的减缓目标制定进展来看，大部分缔约方通过NDC和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提出了2030年和长期减缓气候目标，其2030年减缓目标类型和长期净零目标表述各异。文中通过对主要国家2030年减缓目标履约进展和前景进行评估，发现发达国家2030年目标履约情况和前景并不乐观，即使在额外措施情景下多数发达国家仍严重偏离目标；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类型与其自身排放阶段和特点密切相关，多数发展中国家按最新排放趋势推算处于实现目标的在轨状态，但距离目标的实现仍有差距，需更多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落实和强化举措。在目标制定阶段，建议中国后续NDC的编制顺应《巴黎协定》要求和全球趋势，以自主决定的方式回应如何考虑全球盘点的要求。在履约实施阶段，建议发达国家强化减缓行动，切实履行其带头减排的义务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建议充分利用减缓议题的对话平台加强各方关于减缓政策措施经验的对话交流，强化国际合作开展减缓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和风向标。2023年全球气温刷新器测纪录，年底的COP28更是打破历次COP参会人数纪录，正式注册参会代表超过8万人。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平台，无论是大会成果还是参会人员都直接反映了气候治理背后的推动力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向。通过分析历届COP参会人员及构成、中美两国COP28的参会代表组成，结合中美两国气候政策以及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现状，探讨COP28大会上中美两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注焦点。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与COP大会参与代表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美国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的消极态度，积极参与大会。COP28大会期间，美国侧重于政治层面发力，以联邦政府官员作为主要参会群体。中国在积极开展政治磋商的同时，参会代表中更多出现的是新能源等行业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对中美气候政策和公众认知的梳理表明，中美两国国内气候政策和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增强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的核心谈判议题之一，气候资金始终是各方博弈的焦点。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气候资金始终缺乏准确的定义，而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中从气候资金的本源、数量、流向、使用4个维度，通过地理边界、国际法属性、名义数量、实际数量、法律附加核算要求、出资主体、用资主体、支持渠道、目的用途、金融属性10个指标，对气候资金进行辨析。研究发现气候资金最显著的演变是从《公约》将气候资金界定为附件二缔约方在国际条约下的强制性法律义务，演变为《巴黎协定》将气候资金划分为国际法义务的气候资金和全球行动的气候资金两种类型。建议明确气候资金的不同定义，构建全球统一的核算方法，并提高气候资金信息透明度，促进各方履行国际条约下的气候资金义务与责任和国际合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完成了《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揽子名为“阿联酋共识”的成果。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在机制上维护了《巴黎协定》的有效性，成果文件凸显了全球以1.5℃为温控目标强化减排行动力度的紧迫性，构建了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高度关注气候资金支持缺口问题，并澄清了气候资金的概念关系。中国在元首外交、气候治理理念、谈判磋商方案等方面为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展望首次全球盘点后的全球气候多边形势，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多渠道化、多领域化、目标细化趋势显现，地缘政治加剧绿色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立场日渐碎片化，各国将在《巴黎协定》下以“自主贡献+”的模式开展气候行动，并不断按照新的要求更新和提高自主贡献。建议中国强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大势，积极完成各项履约任务并强化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支撑和能力建设，提前统筹谋划COP29工作方案。

当前全球金融系统仍然未能有效驱动金融资源支持气候行动，具体表现为全球气候融资规模与《巴黎协定》下温升控制目标所对应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数量级的资金缺口。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的资金谈判一直围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展开，然而在2022年《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上，除了在长期气候资金、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损失和损害资金3个“资助”议题下形成了单独决定之外，大会还开启了《巴黎协定》2.1(c)条的讨论窗口，呼应了全球金融系统改革。这标志着《公约》下气候资金的内涵拓展到了广义的气候资金和系统性解决方案，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调动更多的气候资金来响应贫穷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的急迫需求，以及《巴黎协定》温升控制目标所对应的广义资金需求。目前来看，这一转变既有可能模糊《公约》下资金谈判焦点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使资金议题谈判的内容进一步泛化，超越《公约》的边界，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紧密关联。针对正在发生的变革，我国应积极准备有关《巴黎协定》2.1(c)条相关内容的谈判，把握全球金融系统变革的重大机遇，积极参与新资金机制的讨论以及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

为了避免减排效益的双重计算，《巴黎协定》第6条下的市场机制，包括第6.2条的合作方法和第6.4条机制均要求对市场机制参与方的排放量进行相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通过了关于第6条机制的实施细则，包括相应调整的具体要求。针对提出了单年度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的缔约方，实施细则提供了两种相应调整方法：平均法和排放轨迹法。平均法在操作上更加简洁方便，允许缔约方以更灵活的排放路径实现NDC目标；而排放轨迹法降低了缔约方能否实现NDC目标的不确定性，且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中配额存储和借贷政策的影响较小。对我国NDC减排目标、未来可能的排放路径等的分析表明，平均法更适合我国。建议主管部门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为我国参与第6条市场机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量化NDC减排目标、追踪NDC进展、建立追踪“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ITMOs）交易和报告的系统等。

2022年4月，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报告（WGIII），指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与目标尚存巨大差距，亟待立即行动，推动经济、社会、科技全系统的深刻和全面变革。气候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治理广泛交互，政策体系的设计需要更加注重多维度、多层级、多目标政策工具的交互，推动法律与规划、国家行动与城市等次国家行动、规制性政策与经济性政策、直接控排政策与间接气候政策间的协同，实现更全面、深入的低碳转型。为此，需优化政策供给，在明确长期变革愿景的基础上，强化气候治理对环境健康、经济增长等其他发展目标的溢出效应、关注气候治理对社会分配的影响、加强社会观念引导和广泛参与，有助于最大化综合效应、最小化行动阻力，为气候治理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对我国而言，面对“双碳”目标的严峻挑战，亟待做好碳市场与其他关键政策节点衔接；鼓励、引导各地因地制宜自主行动深化低碳转型，强化国家支持和区域间协同；深入探索以低碳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并从推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角度，优化减排、增汇、负碳长期路径。通过跨系统、跨部门、多层级政策协同，构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等协同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