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是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和《巴黎协定》^[2]（以下简称《协定》）相关承诺的重要工具和数据基础，可为缔约方确定减排目标，追踪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提高履约透明度，促进其调整政策措施和提高减排雄心提供技术支撑。此外，清单还有助于识别关键排放源，引导资金和技术流向，确保全球气候行动的可信度与合作的公平性，推动集体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发展反映了人类对温室气体排放源和吸收汇认识的不断深入。自《公约》签署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全球不同地区、多个领域的专家编制并发布了一系列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和优良做法指南。指南覆盖的部门逐步完善，提供的方法学取得了显著进展，确保了缔约方提交的清单具有可比性。

《协定》确立了一个增强的行动和支持透明度框架，《协定》第一届缔约方会议（CMA1）进一步制定了该框架的程序、模式和指南（MPGs）^[3]。要求各缔约方在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时，提供“清晰、透明且易于理解”的信息。缔约方在核算其人为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国家清单时，必须遵循《协定》缔约方会议（CMA）通过的核算指南，以保证透明性、一致性、可比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避免重复计算。

本文系统回顾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各阶段指南的主要内容及改进。同时，详细阐述了MPGs关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决定和要求，旨在为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文件（NID)、双年透明度报告（BTR）以及参与技术评审和多边审议提供参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编制方法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和政策的演进紧密相关。标准化清单的编制过程确保了各缔约方排放数据的可比性，支持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通过对历次IPCC指南和相关报告的系统分析（表1)，文中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历程分为4个阶段：初始阶段、系统化阶段、升级阶段和补充细化阶段。

(1)初始阶段（1990年代初）

根据《公约》第4条和第12条，所有缔约方必须使用缔约方大会（COP）议定的可比方法编制、定期更新和公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并提交给COP，以促进气候变化应对的信息交流。

1995年，IPCC依据1991年IPCC第一工作组（WGI）联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国际能源署（IEA）共同开展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计划（NGGIP）的成果，发布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初版）》，为各国编制清单提供了基础方法学框架，涵盖了能源、工业、农业、土地利用和废弃物等主要部门。

(2)系统化阶段（1995—2005年）

1997年COP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强调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遵循更严格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提高清单的精确度。IPCC组织科学家编写并发布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996年修订版》（简称《1996修订版》）^[4]，指南补充了部分部门的方法学，增强了透明度和可比性，并给出了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的选择步骤，涵盖了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等主要温室气体，成为各缔约方提交国家清单的主要参考。

(3)升级阶段（2006—2012年）

1998年，在IPCC第14届全会上成立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工作组（TFI)，负责监督IPCC NGGIP的实施。自成立以来，TFI组织来自全球不同地区和各领域的科学家，编制并发布了一系列清单编制方法和报告。2000年，发布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良好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简称《优良做法指南》）^[5]。2003年，发布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作法指南》（简称《优良做法指南-LULUCF》）^[6]。2006年，IPCC发布了《2006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简称《2006 IPCC指南》）^[7]，标志着清单编制方法学的重大升级。《2006 IPCC指南》新增了更多排放源和吸收汇（如碳捕获与封存、废弃物处理等)，将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合并为一卷（AFOLU)，减少了重复计算和漏算的可能性；扩充了数据收集方法，并给出建议；完善了关键源分析方法；全面考虑了CO₂捕获和储存过程中的逸散；增加了废弃煤矿中排放CH₄的方法学等；建立了从层级1方法（缺省方法）到层级3方法（最详尽方法）的三层级方法体系。

(4)补充细化阶段（2013—2019年）

2013年发布的《修订的〈京都议定书〉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简称《京都议定书补充》）^[8]和《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2013增补：湿地》（简称《2013湿地增补指南》）^[9]，完善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2019年5月，IPCC第49次全会通过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修订版》（简称《2019修订版》）^[10]。《2019修订版》是在《2006 IPCC指南》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补充和细化，重点修订了能源、工业等部门的核算方法，并纳入了最新的科学成果，如氢氟碳化物（HFCs）的排放因子。该指南第一卷完善了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法，强调了企业级数据对国家清单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基于大气浓度反演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第二卷更新了油气系统、煤炭生产等的排放因子和核算方法；第三卷新增了制氢和稀土等行业的方法学，并更新了铝、钢铁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排放因子；第四卷细化了核算矿质土壤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和因子，新增了生物量碳储量变化的核算方法等；第五卷更新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相关参数和排放因子，并新增了计算方法。

IPCC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逐步加深及政策需求的变化。指南为各缔约方编制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了基础，并支持了中国履行《公约》下的承诺^[11-15]。

《协定》是继《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3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具体安排。《协定》第13条规定了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并在2018年CMA1上通过了MPGs，增强了其法律效力。

MPGs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通用框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需提交BTR，提供追踪其履行和实现NDC进展所需的信息，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灵活性，适用于因能力不足而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本文聚焦于第二部分“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国家清单报告”，对比分析了《2006 IPCC指南》和MPGs的要求。图1为MPGs的主要内容框架。

在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国家清单报告部分，MPGs要求使用《2006 IPCC指南》的定义，详细规定了清单报告要求，增强了可操作性，并明确了强制性要求“必须”（shall）和非强制性要求“应当、可、鼓励”（should、may或encourage)。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国家清单报告是MPGs的重要组成部分。图2为MPGs中关于温室气体清单的规定和要求框架。

温室气体清单的定义必须符合《2006 IPCC指南》的有关规定。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时，国情和体制安排是确保清单科学性、准确性和政策适用性的关键因素。充分考虑国情有助于保证清单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支持制定差异化的气候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制度安排则涉及为清单编制提供组织保障的体系，包括机构、法律和程序安排、技术支持机构、跨部门协调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等，以确保清单编制的制度化和持续性。MPGs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要求见表2。

《2006 IPCC指南》提供了三层级方法，各缔约方可根据各自的国情通过决策树选择适合的方法。层级2和层级3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高层级方法。

MPGs强制性要求缔约方编制国家清单必须使用《2006 IPCC指南》及CMA商定的IPCC后续版本或改进指南提供的方法；缔约方根据国情选择特有的国家方法、数据和/或参数，但必须清晰透明地给出解释；当使用的方法与决策树提供的方法不一致时，必须清晰地阐述其原因。

MPGs还鼓励各缔约方使用《2013湿地增补指南》编制其清单；对关键源要尽力使用《2006 IPCC指南》推荐的方法；当不能采用高层级方法对特定关键源进行计算时，可采用层级1方法，但应在报告中明确说明；鼓励缔约方使用国家和区域特有的AD和EF。

《2006 IPCC指南》提供了两种分析关键源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预先设定的累计排放阈值，将排放量按降序排列，累计排放量达到总排放水平95%的所有排放源均为关键源；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其对不确定性的贡献来确定。

MPGs要求缔约方必须采用第一种方法对起始年和最近报告年（包括LULUCF和不包括LULUCF）的关键源进行分析，明确发达国家关键源的阈值为95%，而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关键源可选择不低于85%的阈值。

《2006 IPCC指南》提供了确保温室气体清单在时间序列上一致性的良好做法。当出现新增方法或方法改进、新增源以及技术变化等情况时，必须进行重新计算，以确保排放量趋势的一致性。对AD和EF采用相同的方法处理，可通过使用替代数据、外推法、插值法和拼接技术等估算由于缺乏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或其他参数而产生的缺失排放值，以确保时间序列一致性。

《2006 IPCC指南》提出了一种结构化方法来估算清单不确定性。MPGs要求缔约方在进行不确定性评估时，必须使用第一种方法对起始年和最近报告年的所有源的排放量和汇的清除量，及清单总量进行不确定性的定量估算和定性讨论。对于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必须对关键源的不确定性进行定性讨论，并鼓励对所有温室气体源的排放量和汇的清除量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分析。

各缔约方在使用通用报告表格（CRT）上报信息时，必须填写所有条目，报告所有部门和全部气体的清单。若无法估算实际排放和清除量，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在CRT中报告，清单编制者应使用定性符号键，并提供相关支持文件（表3）。

定性符号键包括：(1)“NO”（未发生）指在缔约方内未发生的特定源/汇的活动或过程；(2)“NE”（未估计）指活动数据和/或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没有进行估计，但可能在缔约方内有相应活动；(3)“NA”（不适用），指某一特定源/汇确实在缔约方内发生，但不会导致特定气体排放或清除；(4)“IE”（包括其他地方）指进行了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估计，被列入清单其他部门而不是列入预期源/汇下；(5)“C”（机密）表示估算温室气体的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过程中涉及机密信息，不宜提供。

MPGs要求缔约方必须制定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QA/QC）计划，包括提供关于实施QA/QC的清单机构的信息，并且必须根据执行计划情况提供清单QC的相关信息。同时鼓励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制定一份清单QA/QC计划，并按照其计划，执行和提供清单QC的信息；将燃料燃烧所致CO₂排放量与参考方法所得估算数进行比较，并报告比较结果。

MPGs明确在工作表、部门和汇总表格以及其他文件中，必须使用国际单位制（SI单位),排放和清除必须用质量单位表示，部门内使用的单位需保持一致。汇总和部门表格中的排放通常以千兆克（Gg）表示。报告的有效数字应与其数量级相匹配（各气体的国家总量应精确到0.1%)。对于特定气体，部门表格中应以CO₂当量报告。

缔约方必须使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100年时间尺度全球增温潜势（GWP)，或经CMA商定的随后的IPCC评估报告中的100年时间尺度GWP，以CO₂当量报告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和清除量；当缔约方采用其他指标时，必须在其国家清单中提供来源和IPCC评估报告的相关信息。

MPGs要求缔约方提交一份关于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国家清单报告，该报告包括NID和CRT。此外，还必须报告清单计算的方法和交叉领域、行业和气体以及时间序列的信息，同时MPGs还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了灵活性，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表4为缔约方编制国家清单报告时的要求。

MPGs要求各缔约方从2020年起，必须报告其自1990年以来一致的年度温室气体的时间序列。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根据其能力，灵活报告至少涵盖《协定》第4条规定的NDC参考年/期间的数据。此外，缔约方最近的报告年不应超过提交NID前两年，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根据其能力，灵活地将其最近报告年定为提交NID前三年。

IPCC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编制历程，体现了人类对温室气体排放机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不断深化，也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在指南编制中的贡献日益增加。图3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历次清单指南编制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996修订版》没有中国作者参与，2000年《优良做法指南》编制过程中仅有1位主要作者协调人，2位贡献作者和1位编审人员，而到《2019修订版》时，中国有2位主要作者协调人，11位主要作者和8位贡献作者，涵盖了清单的每一个部门。从作者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家在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编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声音也充分反映到指南中。

根据MPGs的规定，各缔约方需在2024年12月31日前提交首份BTR。中国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时，面临从《1996修订版》向《2006 IPCC指南》过渡的需求。为满足更高的编制要求，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编制团队，还需扩大清单覆盖范围，涵盖更多气体，以提升清单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准确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但目前中国在数据收集、统计和管理方面仍需加强^[16]。特别是企业级数据监测和记录体系不完善，导致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难以保障清单质量。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解决数据获取障碍，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同时，应加强中国特有排放因子的实测工作和科学研究，获得国别的排放因子，提高清单质量。此外，新兴领域或中小企业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增加了编制挑战。

中国已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4份国家信息通报（NC)、4份两年度更新报（BUR）和第1份BTR，全面展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行动及其进展和成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贡献。BTR成功实现了编制指南的过渡，报告了2020—2021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并对NDC基年（2005年）及历次履约中已提交的清单结果进行了回算，提升了清单的透明性、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可比性和时效性。

为提高我国双年度透明度报告的质量，亟需建立一支训练有素、专业背景全面的队伍。通过加强国家相关公约和指南的能力建设，提升编制人员的业务能力。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密切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最新进展和要求，为实现我国在《公约》下的承诺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面临数据基础薄弱、方法学复杂、区域和部门协同不足以及国际透明度的压力等挑战。在当前履行《协定》实施细则的背景下，亟需建立一套服务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数据统计体系，提供全面且权威的活动水平数据。首先要强化数据根基，通过建立全口径的统计体系，扩大重点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报送范围，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动态排放因子数据库，支撑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同时，应构建多部门协同框架，强化部门间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面的统筹。第二，还需加强省市级和企业级温室气体清单核算制度，通过自下而上的清单核算，逐步完善和更新我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排放因子及相关参数，以提高清单质量。必须加强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的机构以获取基础数据，确保活动水平数据的真实、稳定和可靠，确保清单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和前沿性，为履约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17]。第三，应深化协同机制，建立跨部门的清单工作组，统一数据标准，构建清单编制的质量控制机制。第四，应完善能力建设体制和机制，提升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学的合作，减缓国际碳壁垒的影响。最后，强化清单编制与监测、报告和核查（MRV）体系的协同创新，加快建立符合MPGs要求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制度。

总之，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是全球气候行动的基础。中国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应对挑战，加快建立符合MPGs要求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制度，不断完善自身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