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盖临界点问题已成为冰盖-气候系统非线性响应研究的核心领域，蕴含深刻的反馈机制、临界阈值与不可逆性等关键科学议题。在系统梳理冰盖临界点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重点解析正反馈机制如何驱动系统跨越稳定边界，以及负反馈过程在减缓变率、维持相对稳态中的潜在作用。进一步从格陵兰冰盖、西南极冰盖与东南极冰盖三大系统出发，剖析各自的临界演化路径、动态特征及其对扰动的响应差异，突出地形控制、冰-海耦合与局地扰动传播等关键因素的调节作用。结合系统耦合与级联机制的研究进展，指出多临界过程之间可能存在协同触发和级联风险，并梳理当前数值模拟中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及其改进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观测-模拟融合框架的优化路径，强调临界点识别与预警机制在未来冰盖演化和不确定性评估中的关键意义，以此支撑冰盖系统临界行为的理论深化与模拟能力提升，并夯实其在未来气候情景下潜在风险的理论基础。

21世纪以来，全球升温速度显著加快，中国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显著且复杂。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进行再续补，完成了2001—2024年的全国各站旱涝等级序列和全国旱涝等级空间分布特点分析。在过去的历史序列中，我国西部地区站点分布稀疏，致使东西两区域的站点密度极不均衡，鉴于此本研究增补了西部地区各地级市1961—2024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对续补序列的应用分析表明，它能准确地反映21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旱涝事件，为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旱涝事件的长期演变规律和周期性特征提供更完整的数据支撑。通过分析研究我国西部地区旱涝等级变化，可明确“西北暖湿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以青海和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西部，其结论与当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一致。通过对比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网所在区域古今干旱强度的变化，确定了过去555年间（1470—2024年）中线水网区共有27年达到极端干旱的标准，明末崇祯大旱、清末丁戊奇荒、1941—1942年河南大旱均在其列；同时，1961年以来有3年入选极端干旱年，其强度超过1941—1942年河南大旱的平均强度，但不及崇祯大旱和丁戊奇荒发生期间最旱年的等级指数。由此，通过旱涝等级差异对比，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现代重大干旱事件的强度。

中国气温存在海拔依赖型增暖（EDW)，但增暖趋势随海拔升高而增强（正EDW）或是减弱（负EDW)，不同研究给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文中利用中国目前空间覆盖度较高的气象站逐日均一化气温数据集，研究1961—2021年及该期间多个子时期的气温变化趋势与海拔高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气温（Tmin)、最高气温（Tmax)、平均气温（Tmean）的年平均值均显示存在正EDW，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区域更显著；季节平均值的EDW差异明显，Tmax、Tmean以及1981年以来的Tmin春季存在显著的负EDW，其他季节平均Tmin、Tmax、Tmean绝大多数情况为显著的正EDW；月平均值的EDW表现出明显的月份差异，与Tmin、Tmean相比，Tmax对应的月份差异在各个时期都最显著，11月或12月正EDW达到最强，随后减弱，3月或4月负EDW达到最强，至6月转变为正EDW，6—10月正EDW强度相对稳定。考虑到纬度差异可能对EDW信号检测造成的影响，针对不同纬度带单独研究分析，所得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中国气温的EDW特征与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海拔地区下垫面变化密切相关，EDW及其季节差异很可能是由积雪、植被覆盖变化等对应的辐射收支强迫造成的。

冰冻圈服务是指人类社会从冰冻圈直接或间接获取的各类资源、产品与福利，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冰冻圈与人类圈相互作用已成为冰冻圈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揭示冰冻圈服务供需关系与人类福祉的内在联系。在诸多冰冻圈服务中，水资源服务因其基础性与普遍性成为链接冰冻圈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聚焦空间流动视角，明晰冰冻圈水资源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匹配性及其与人类福祉关联性的学理认知与研究框架，基于级联效应构建冰冻圈水资源服务从生产、流动到使用全过程的耦合评价模型。通过系统描绘冰冻圈水资源服务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空间联系，全面揭示人类福祉对其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机制，以期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进而推动冰冻圈科学与人文地理学等交叉领域的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

旱涝急转作为一种极端复合事件，对自然与社会系统带来的影响远大于单一的干旱或洪涝事件。基于CMIP6数据与人口、GDP数据预估了3种SSP情景下珠江流域2021—2100年旱涝急转事件演变趋势及人口、GDP暴露度变化。结果表明：1962—2020年旱涝急转事件呈现不显著上升趋势；未来涝转旱发生频次显著高于旱转涝；旱转涝随排放情景升高发生频次减少，涝转旱在高排放情景下发生频次最高；旱转涝除SSP1-2.6远期外，其余情景与时期较基准期频率、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涝转旱在3种情景下较基准期频率均呈近期降低、远期上升趋势。未来在3种情景下，珠江流域旱转涝人口暴露度在时间上呈现近期分化、远期共增趋势，GDP暴露度近期远期均呈上升趋势，空间上两类暴露度上升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涝转旱人口暴露度呈近期降低、远期上升趋势，GDP暴露度呈近期分化、远期共增趋势，空间上两类暴露度上升的区域均从流域东部逐渐向中西部蔓延。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兜底技术”。文中分析了中国CCUS发展现状，指出虽在政策支持、示范项目数量与规模方面取得进展，但仍面临技术成本高、商业模式不成熟、产业链布局不完善、政策配套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挑战。国际分析显示，全球及各国/地区CCUS部署规模与气候目标所需规模存在巨大鸿沟。发达国家凭借顶层战略、法规标准、财税激励和市场机制等模式，项目商业化发展更为成熟。国际典型项目经验凸显政策驱动、市场创新、产业链管理、技术集成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鉴于此，为推动中国CCUS规模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推进技术研发，实现降本增效，整合产业链条，健全政策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同时深化国际合作，构建人才队伍。

明确陆上风电潜力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制定精准的风能资源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基于2400多个观测站点和包含7个气候情景的5个CMIP6（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模式逐日风速数据，结合风电机组适宜开发区的地理限制因素，利用风力发电机功率曲线评估了风能发电技术的潜力。分析了中国观测期（1961—2021年)、“碳达峰”（2026—2035年）和“碳中和”时期（2056—2065年）陆上风速与风电技术潜力（包括陆上装机潜力和发电量潜力）的时空变化特征，比较了陆上风电技术潜力与规划开发量的时空差异。研究主要发现：(1) 1961—2021年，陆上风能装机潜力为7880.36 GW，内蒙古、新疆占比47%。(2) 2013—2021年，中国风能实际装机容量占装机潜力的比重由1.5%增长至5.0%，实际风能发电量在全社会总用电量的占比从2.5%增长至7.9%。(3)相较基准期（1995—2014年)，“碳达峰”时期装机潜力和发电量潜力分别下降3.06%（0.79%~4.54%）和5.12%（2.81%~7.02%)；“碳中和”时期分别下降5.00%（3.75%~6.47%）和7.80%（5.95%~10.37%)，四川和北京风电技术潜力降幅最大。(4)“双碳”时期，中国规划风能装机容量占装机潜力的比重分别为12.99%（12.69%~13.19%）和36.82%（36.33%~37.37%)，“碳达峰”时期，除重庆市外，其他省份潜力均能满足规划需求；“碳中和”时期，中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省份的装机潜力仍可满足规划要求，而重庆、上海、江苏、陕西、河北、贵州、福建、山西和天津难以支撑其规划装机容量。此外，中国风能发电量潜力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时期分别满足全社会用电需求的90.13%（88.33%~92.33%）和36.64%（35.62%~37.37%)，其中，西藏、内蒙古、青海、新疆、黑龙江和甘肃的比重超过100%，天津、北京、上海和重庆不足5%，难以满足本地用电需求。总体来看，“双碳”时期的风能装机和发电量潜力能够满足规划开发量要求，但在区域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需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实现多种清洁能源互补，促进能源高效利用和均衡分配。

我国的海上风电发展迅速，到2024年底，在全球占据了当年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技术快速进步导致其发电成本快速下降，在我国碳中和的能源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中结合海上风电最新技术进展，对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综合评估（IPAC）模型组的碳中和能源转型路径下海上风电的发展情景进行了扩展性分析，进一步评估了快速技术进步下的资源潜力，给出了未来不同类型海上风电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并对其发电成本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低成本的海上风电对绿氢为基础的产业发展的成本影响，显示低成本的海上风电可以提升沿海省市在全国产业格局中的产品竞争力。同时，进一步给出了海上风电发展对区域电网电价的影响，例如福建省，2040年和2050年海上风电可以使本地电价分别下降0.02元/(kW·h)和0.05元/(kW·h)，将助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以陕西榆林煤基能源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致灾因子—工艺参数—经济影响—服务需求”四维调研框架，基于413份企业调研问卷，系统分析了极端天气对煤基全产业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气温、降水和风速是影响煤基能源产业运行的三大关键因子，其中强降水、低温冰冻和雷电为主要灾害类型。进一步建立了包括高温、强降水、大风等要素的动态阈值体系，揭示了复合灾害的协同放大效应，并据此提出分级预警机制。研究成果为煤基能源产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发达国家负有历史排放责任但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义务不力，发展中国家因能力不足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加剧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复杂性。全球适应目标（GGA）是2015年《巴黎协定》确立的重要事项，但因目标模糊且缺少适用于评估全球适应进展的工具，谈判长期停滞。文中全面解析了从COP26至COP30，GGA议题谈判焦点问题、各方立场及里程碑成果，特别分析了COP30达成的“贝伦适应指标”体系。该体系围绕水资源、粮食安全等七大领域及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与风险评估—规划制定—行动实施—监测评估与反馈等4个环节，通过精简近500项指标至59项核心指标，强调自愿性、非指令性原则，并建立“贝伦-亚的斯适应愿景”，完善“巴库适应路线图”，明确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支持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在指标制定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指标反映缔约方义务，聚焦公共政策行为，避免干涉各国行政主权，确保指标聚焦适应核心需求。COP30呼吁各国2026—2027年试用GGA指标，并启动国家反馈机制，同时GGA还设定2035年适应资金翻3倍的目标。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后续中国适应行动与参与和引领多边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认为需结合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策略，包括强化国内数据统计体系与国际报告要求接轨，推动国际磋商多边协调机制落实，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气候韧性方案。

本文回顾了IPCC第一工作组（WGI）前6次科学评估报告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在作者代表性、观测资料、气候模型、人类活动归因及未来预估等方面的显著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第七次评估报告（AR7）的可能创新。文章指出，从FAR（1990年）到AR6（2021年)，报告内容不断深化，模型分辨率提高、作者代表性增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确定性显著提升。预计AR7将在科学框架优化、方法创新、关键议题拓展以及跨工作组协同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提出更可靠的创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