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评价地方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与行动状况，对科学执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收集了中国除台湾省以外的33个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相关742份文件，借鉴国际上分析方法，识别了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与行动状态，分析了适应举措指数得分，以及适应性能力与适应准备度得分。同时，通过计算Kendall’s tau-b、Spearman-rho和Pearson相关系数，识别了适应举措指数与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省级层面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对策集中在制定与执行生态保护相关法规与经济刺激策略、生态系统管理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生态灾害及有害生物防范、生态退化治理和生态监测、生态空间优化、适应技术发展、综合生态保护对策与监管方面。(2)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涉及极端事件及衍生灾害预警、防灾减灾、应急，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监测与监管，生态空间区划与优化，能力建设方面6类行动31类具体措施。(3)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无悔策略、低悔策略、双赢策略、灵活适应性策略，以及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但主要为响应性行动措施。同时，包括防范风险、减少脆弱性、增加韧性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措施。(4)生态保护领域适应举措指数得分属于中等（各省总得分为8.5~14.0)。(5)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得分都属于中等（分别为2.5~4.0和3.0~5.5)。(6)生态保护领域适应举措指数与适应性能力及适应准备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研究结果说明，中国省级生态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对策与行动在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响应目前生态系统变化方面，并以无悔和低悔适应行动为主，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措施、适应性能力与适应准备度方面都还需要加强。

科学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玉米产量的时空变化特征、量化农艺管理措施（灌溉、施肥、品种）对不断加剧的气候胁迫的缓解效应，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全国248个代表性田间试验数据，运用CERES-Maize作物模型，模拟分析1981—2023年中国玉米产量的时空格局，解析气候与技术进步对产量的贡献，并进一步采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量化气候因子对产量的响应阈值。结果显示：1981—2023年，全国玉米实际产量以147 kg/(hm²∙a)的速度增长，但仍有28%的站点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同期潜在产量变化趋势更严峻，62%的站点呈显著下降趋势。气候变化对单产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38.6 kg/(hm²∙a))，而技术进步表现出积极影响（185.6 kg/(hm²∙a))，其中品种是主要贡献来源（除西北灌区受水肥主导)，贡献率达81.4%，而水肥管理的贡献率仅为18.6%。阈值分析表明，生育期日均温（阈值20.5℃）与总降雨量（阈值490.8 mm）是限制产量的关键气候因子。无水肥胁迫虽能提升产量，但气温阈值降至19.2℃；最优品种（站点上所有品种中模拟产量最高的品种）显著降低玉米对降雨的依赖，使降雨阈值降至288.0 mm，同时在高温区显著缓解高温胁迫。尽管最优品种与无水肥胁迫能有效提升气候韧性、突破部分产量停滞，但无法完全消除极端气候、尤其是高温的约束。未来构建高产生产技术体系时，突破高温限制将是持续增产面临的关键挑战。

公众参与是提升气候变化应对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机制。《巴黎协定》确立的“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框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由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行动导向的自下而上模式，公众参与在减缓、适应和气候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中运用文献计量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全球气候治理公众参与的范式演进、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公众参与正经历从国家主导、边缘化参与的旧范式向制度化、数字化、行动化的新范式转型，但转型过程面临个体表达极化、多主体协同失衡和参与不平等等结构性困境；新范式的形成依赖于以《巴黎协定》为基石的制度空间拓展、气候风险社会化和数字技术赋能的共同推动；中国在为他国提供公众参与路径及价值参考的同时，应通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强化气候风险沟通、推动社区适应行动、建设数字化参与平台和提升公众气候素养，深入拓宽本土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路径。本研究为完善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